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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国与第三世界处境文(2)

2013-09-03 01:04

       作为中国著名学者，李泽厚在八十年代曾对中国思想界起了重要的作用。九十年代初到美国后，在海外有一定的影响。李泽厚的思考大抵属于中国现代性论域，虽然未曾直接讨论所谓后现代话语，但这不等于他未对后现代后殖民思想进行思考，更不意味着他在九十年代的问题意识不包含后现代氛围中的问题意识。
       李泽厚八十年代在主体论基础上提出"人类学本体论"，而在九十年代则提出"吃饭哲学"。认为"首先是物质生存，要使人活着，包括衣食住行和寿命，这就是历史的基本要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是精神的东西。我认为这个基本事实，被很多学派、很多学者所忽视，而这正是马克思所注意的。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他们忽略了物质基础，不懂经济，老搞文化批判。所以我讲要回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坚持我的吃饭哲学。"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李泽厚不再坚持人类学本体论，而是从更为基本的层面上总结了中国20世纪政治话语和思想文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物质生存优先论。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反省，也是对西方现代性和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反思。
       对九十年代的问题，李泽厚不同意有人贬低八十年代而指责八十年代浮躁，认为，从学术、思想、对社会的影响来看，八十年代相当不错，至少不差于九十年代。"九十年代有两大思潮，一个是自由主义，另一个是民粹主义。自由主义思潮理论上的根本弱点，是缺少历史性，以原子式的个人基础为本位。但哈耶克本人就是反对原子式的个人的，因为原子式的个人是不存在的，独立自主、完全没有关联的个人根本就没有。这是中国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的一个缺点。另一个缺点我觉得他们就是完全想全盘西化，完全否定马克思，这是我不能同意的。所以我遭两面攻击，我还是主张中国要走自己的路。……民粹主义(Popu-lism)原来是想避免资本主义，经过农村公社，达到一个更高的社会，这个思想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在走进资本主义的特殊表现方式，章太炎、梁漱溟、毛泽东都有这种倾向，就是想避免资本主义。不过现在表现为批判资本主义，引进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等，重视国际资本垄断对亚非拉老百姓的剥削和欺压。"          在李泽厚看来，九十年代中国已经同八十年代的强调人的主体性和突显思想家的时? 氛围大不一样，面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之路，李泽厚思考自由主义的负面效Ρ冉隙啵而受到诸多批评?nbsp;         一般而言，民粹主义强调社会正义、传统、国学，强调后现代，特点是反对资本主义。李泽厚对民粹主义的东方主义色彩同样持一种保留态度，并对后殖民主义策略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方式有自己的理解和基本价值批判取向。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不仅如此，李泽厚还在后现代后殖民氛围中，思考中国思想的当代转化问题。他最新的思考是"儒家第四期"问题。他说："最近我读新出土的郭店竹简，写了篇短文，里面我正式提出了儒学第四期，这主要是针对港台新儒家的儒学第三期的说法。我根本不同意港台新儒家。……第一期是孔孟、荀子的原典儒学。第二期是汉儒，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非常重要，没有汉代就没有后来的文化。第三期是宋明理学。……首先要跳出现在这个框子，跳出牟宗三那个框子，重视荀子这条线。还有跟我的理论密切相关，我强调情感本体，新出土的原典儒学里有几篇大讲情感，出乎我的意料，这对我大有利。可以从这个方面入手来个新的突破。"          这里，李泽厚提出的"儒学第四期"中可以看到他八十年代所认为的儒家文化是"乐感文化""情感本体"的回响，但是，又可以见到其超越"乐"感说的努力--重视人性恶和法礼整合，因而重视荀子这条线。当然，在21世纪的儒学研究中，"儒学第四期"最后成果如何，尚待时间验证。
       可以说，李泽厚的思想九十年代集中体现在对中国儒学的新的阐释上，  但是他的阐释不是在传统的意义的文本梳理，而是在价值观念上寻找新出路，以回应西方"现代性"问题，以及"后现代"处境中的种种危机现象。因此，李泽厚实际上是从人类学本体论，走向了生存物质本体论和传统儒学精神重建的道路。当然，这条路无疑是一条很少获得共识的艰难之路。

       三  文化工业与后殖民问题

       海外华人学者中，有不少具有相当的中国文化学养，能对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的走向，以及中国文化的在后现代时期的出路和新的发展出自己的见解。叶维廉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在《殖民主义·文化工业与消费欲望》  一文中，叶维廉从港台的文化处境阐述自己的批判性话语，并详细讨论了有关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他开篇就提出：什么是香港文学？香港有没有文学？香港的经验是中国文化经验的一部分吗？是而又不是。是，因为是中国人的城市；不是，因为文化的方式不尽是，香港人的民族意识、历史参与感不尽是。五六十年代最常听到的是所谓"白华""皇家"。"白华"是指近年所谓的香蕉（黄皮白心）的香港人。中学毕业的香港人要参加全港政府的会考，目的是要为"皇家"做事。香港作家有没有或可以不可以写殖民政策下意识的宰制和垄断的形式？能触及和反映在这个体制下的挣扎和蜕变。这包括中国意识与殖民政策的对峙、冲突、调整、有时甚至屈服而变得无意识、无觉醒到无可奈何的整个复杂过程。无疑，叶维廉这个标准是很高的，真正的香港文学是否能达到这个要求，还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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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的根在于人，而人的教育如果成为殖民教育，那么文学就很难避免成为殖民文学。因为殖民文学无法推行启蒙精神，因为启蒙精神会使人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处境，并达到一种民族自觉。于是香港的教育便采取利诱，以读皇家学院或到英国留学以及工资比其他身份高一倍以上的条件，从而使人安心为皇家服务。并日渐滋生出一种在文化、政治、经济甚至信仰方面的"仰赖情结"。在这个文化殖民和精神殖民过程中，现代文化工业起了重要作用。香港在殖民处境中，成为西方文化工业的延伸。香港商品化的生命情境，在殖民文化工业的助长下变本加厉地把香港人人性的真质、文化的内涵、民族的意识压制、垄断、意志落入拜物情境中，可以说使人性双重的歪曲。叶维廉认为：香港政府将英语定为官方的语言，定为政府机构、法律、商业上主要用语，将中文看作次语言，而把原住民对文化意义、价值的敏感度削减至无。英语所代表的强势，除了实际上给与使用者一种社会上生存的优势之外，也造成了原住民对本源文化和语言的自卑，而知识分子在这种强势文化的感染下无意中与殖民者的文化认同，从而使得香港语言的混杂和文化的失真。在这种消费主义的商业化氛围中，产生出一种特殊的消费文学，技富有挑逗性的，煽情软性的、抓痒似的文章，搞一种淡淡的轻佻，或耸人听闻的消息，使人得以精神麻醉。这是作者和读者的双重性自我蒙骗，丧失了真正的创造意识和民族精神文化内涵。叶维廉从这种文化工业的殖民策略中，看到了殖民主义"文而化之"神话制造的底线。对落后的非洲美洲等地，征服和强权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文而化之"的面纱，对亚洲的征服则采用使之现代化，走向国际化的策略。"文而化之"成为一种掩饰暴行的所谓现代化美词，于是"现代化神话"就这样设立了起来。在殖民主义后期的国际关系上，第一世界（包括美国、西欧、日本）明白了武力侵略将会受到世界的谴责，开始在文化工业的渗透下，制造中产阶级经济理论的神话，如"自由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等，实际上，强势打倒弱势征服弱势，成为20世纪的公理。正是"文而化之"神话的书写，把他们经济、文化对第三世界的宰制合理化。论者的这种理论的清醒，使其论理深入到香港殖民主义文化神经网络中，具有相当透彻的现象揭底性质。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叶维廉没有停留在对这种殖民化的诸多现象描述上，而是从理论上进一步分析殖民活动的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征服与反抗的关系；第二阶段是"同化"和"同化"引起的情结，即殖民者思想的内在化过程和这个过程同时引发的对本源文化意识和对外来入侵的文化意识"既爱犹恨、既恨犹爱"的情结；第三阶段是反叛和解放。面对这三个相当复杂的阶段，叶维廉坚持知识分子应追问，当第三世界已经全面陷入第一世界在全球性跨国商业无限空间扩大的霸权之际，那支撑着他们"自由"、"民主"门面的经济文化网络代表了怎样的一种文化制作？这种文化根源性的困境是什么？无疑，这些问题是香港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整个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因为不管怎么说，中国文化在整个现代转型中所遭遇到的重要问题，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发现西方的合法性危机和有限性问题，同时也发现自身文化的深层危机和走向更新的可能性。只有对殖民体制中的自我和他者的双重反省达到一个相当深度，中国文化或文化中国的生长点才是坚实的。 
       在论述过香港的问题后，论者转而讨论台湾问题，尽管因为篇幅所限，这部分显得有些仓促。  面对整个西方的文化渗透和文化工业的扩张，第一世界在弱化第三世界历史和文化意识的同时，整合了以生产模式、社会结构，社会心理文化环境，直接服务于大都会的结构与文化。于是文字的拉丁化倾向，文学的消费性倾向，文化商品化走向，使得第三世界日益成为消费社会，市场逻辑不断生产着资本的信仰者，于是，名牌、广告在重新塑造身份的同时，塑造着心灵和价值。面对这种殖民话语和消费主义传媒的虚假意识，中国精神意识的真正觉醒，中国文化怎样的真正复兴，遭遇到全面的挑战，在这种全球化资本主义浪潮中，如何使香港回归本位文化，以民族语言和中国精神为港人的精神文化资源，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应该说，在90年代初期，能与这样清醒的意识对殖民和后殖民文化加以反省，并不回避任何矛盾，不简单对港台大陆文化的后殖民处境怀一种虚假乐观的精神，而是充满了人文价值关怀，我以为，这使得叶维廉的研究具有了坚实的学理根基。

       四  现代汉诗与后现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