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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塘养魚的最早记载和范蠡《养魚经》的问题

2014-06-23 01:10    [摘要]《古代动物学史》第13章“中国魚类学史”部分，提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从事池塘养鱼的国家，依据是卜辞有“在圃渔”，圃即池塘。又说范蠡《养鱼经》有2400年的，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这两条判断都不能成立。“圃”的甲骨原文作“甫”，指水草沼泽地，不是池塘养鱼。 范蠡《养鱼经》不是范蠡所作，系后人伪托之书，可能是汉代作品。此外，古今度量衡不同，章中一些地方直接把古亩等同于今市亩，属于疏忽。

《中国古代动物学史》(郭 郛，[英]李约瑟，成庆泰著，1999)是一部很重要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整理古代中国动物学史巨著，全书500余页，95万字。用的学科分类，将全书分为14章，综述了古代中国有关动物分类、动物生理生态、动物变态和发育、动物生殖、动物行为、动物遗传学、生物进化论、动物物候学和动物地、动物家化等，其中第十三章是专讲鱼类的《中国鱼类学史纲要》，最后第十四章介绍中国有关中国古代的动物学古籍文献。
笔者因需要先查阅了第十三章“中国魚类学史纲要”（成庆泰执笔），在第三节“世界上最早的养魚文献《范蠡养魚经》”这节中，著者根据古籍文献记载，得出两条重要论断，一是“我国是世界上池塘养魚最早的国家，远在殷商即开始了养鱼。”；二是范蠡《养鱼经》“是2400年前的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也是养鱼的始祖，对世界养殖学史来说是有重要价值的文献。”[1] 
笔者看了书中引用的文献依据，觉得这两点推断都有商榷的余地。
　
先说殷商时代即开始了养鱼的。 
“中国魚类学史纲要”所依据的是郭沫若《中国古代研究》中引用罗振玉所辑的殷墟卜辞中两条含“圃”的卜辞为证：“贞其雨。在圃渔。”及：“在圃渔，十一月。”[2]作者说：“这两条卜辞特别注明“在圃渔”，即在园圃之內（捕）渔，而不是在一般的地方（捕）渔，也不是在野（捕）渔，证明殷商时代已开始了池塘养鱼。”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中国魚类学史纲要”是把“圃”理解为园圃之圃，园圃中有池塘，所以“在圃渔”表明已有池塘养鱼了。
笔者按，在甲骨文中还没有“圃”，只有“甫”，其字形象一个生长水草的地方，甫的水草义在《诗经》中还有保存，如《诗·小雅·车攻》：《东有甫草》”笺：“甫田之草”。故“甫”本身是人们经常可以捕鱼的沼泽地，捕捉沼泽的鱼和池塘人工养鱼当然是两回事。
在甫的外面加一个大口成“圃”是后起的，初见于铜器铭文中。[3]圃虽然和甫一脉相承，但在引用甲骨文时，仍以用甫为是。郭沫若的书里把甲骨文转译为楷书时，将卜辞“在甫渔”译作“在圃渔”，《中国鱼类学史纲要》因之，故把“在圃渔”理解为在池塘中养鱼，也属顺理成章。但郭沫若没有释“在圃渔”为池塘养鱼，池塘养鱼是《中国鱼类学史纲要》对卜辞的读解。
后世“甫”和“圃”通用，“园圃”连称，指种植蔬菜果树的场所，但“圃”仍保留甫的古义，指繁茂的泽薮，即沼泽浅水之地。如《国语·周语中》：“薮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御灾也。”韦昭注：“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备材用也。”圃因有沼泽义，故又引申为泽薮的地名，称“圃田”。《周礼·夏官·职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其泽薮曰圃田。”圃田在今河南中牟县西南一带的陂湖之地，是个极古老的地名，表明商殷时还是个沼泽丰草之地。沼泽地多积水，鱼虾类繁多，是捕鱼的好场所。
在天然沼泽（甫或圃）所捕的鱼是野生的鱼，在池塘所捕的鱼是人工养殖的鱼，这是两回事，所以仅仅根据这两条卜辞说“远在殷商时代即开始了养鱼”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不过，否定“在甫渔” 是池塘养鱼，不等于说殷代还没有池塘养鱼。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很难证明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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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关于范蠡《养鱼经》的问题。
“中国魚类学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把范蠡《养鱼经》看作是2400年前的作品，是没有注意到学术界早已公认这是部后人托名范蠡的伪书，不好算作2400年前的作品，如果不算作范蠡的作品，它的养鱼技术，还是很有价值的。但《纲要》把它当作2400年前“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也是养鱼的始祖”来介绍，反而显得站不住脚了，这是很遗憾的事。
《养鱼经》的全称是《陶朱公养鱼经》，全书已佚，现今只靠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的摘录，得知它的内容。说它不是范蠡所著的理由很多，主要有：1，书的开头说：“威王聘朱公，问之曰：‘闻公在湖为渔父，在齐为鸱夷子皮，…在越为范蠡，有之乎？’曰：‘有之’。”这里的威王即齐威王，范蠡是在齐国的“陶”（今山东定陶）经商，改名朱公，出名以后，别人称他为陶朱公。按，越灭吴是在公元前473年，范蠡是在越灭吴以后“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史记·货殖列传》）而齐威王在位是公元前356～320年，相差百年以上，此时的范蠡早已逝世。作伪者这里露出了马脚。2，书中提到鱼塘里要放养“神守” 即鳖，秦以前的古籍里只有大量单音词“鳖”，没有双音词“神守”，双音词的神守是起源于汉代（详后）。由此可证《养鱼经》很可能成书于汉代，假托范蠡之名。3，《养鱼经》的全称是《陶朱公养鱼经》，陶朱公是后人对范蠡的尊称，如果此书是范蠡自己所作，决不可能自己称自己《陶朱公养鱼经》。4，《养鱼经》的书名从汉至北魏间称呼不一，有《范蠡养鱼法》、《范蠡养魚方》、《陶朱公养鱼经》等，同书异名， 前两种未见文字留传，只有《齐民要术》有大量“陶朱公养鱼经曰…”的经文摘录，故分析此书当以《齐民要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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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是全文照录《齐民要术》的《陶朱公养鱼经》引文，再以现代科学养殖知识给予分析评价。因为是立足于2400年前的文献，就不免存在以下问题：
1，度量衡问题。 古今度量衡不同，用现代公制市制分析表示时，要经过换算。但《纲要》“鱼池工程问题”一节中却直接以《养鱼经》的古六亩作今六市亩来阐释：“养鱼经讲到鱼池工程‘以六亩为池’，即是鱼池以六亩为一池。根据今天养鱼实践的经验……一般以六七亩为好，所以养鱼经把鱼池规定‘以六亩为池’是合乎科学的。”按周制一亩相当于今市亩0.3726亩，或汉制一亩相當于今制 0.6912市亩。不经折算，即以今六市亩等同于养鱼经时期的古亩来分析，怎么可以呢？同样，把《养鱼经》中所说的“谷深六尺”，按三市尺折算为一米，说“谷中立水六尺”是“八个深洼，深度两米。”但在接下来的鱼儿大小标准“求怀子鲤鱼长三尺者二十头，牡鲤长三尺者四头”，却进行折算：“在周代一尺即合现在尺的六寸稍弱，当时三尺合现尺一尺八寸弱。”说明作者对上面的立水六尺和古亩六亩忘记了折算。（按1尺等于0.333米，1亩等于667平方米） 
2，对《养鱼经》成书年代，《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其他章节里也有提到，说法与《纲要》不同，互相矛盾。 《纲要》说《范蠡养鱼经》“是2400年前的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也是养鱼的始祖。”但在同书第十四章第三节介绍古代鱼类的专著中，却说“关于鱼类和渔业的专书，首推《陶朱公养鱼经》一卷。陶朱公是越国大夫范蠡的雅称，活动在越（公元前495--458）浙江、江苏一带，不一定是他的原著，本书可能是东、西汉时期学者加工而成。”这个介绍是正确的，但在《纲要》部分却不采纳，不知道是观点不同，各自表述，或是全书编写中通气不够？又。在同书第十二章“动物的家化”第四节“鳖的饲养”一小段文字中又是另一种说法：“《范蠡养鱼经》提到养鳖，称之为神守。主要利用鳖能吃腐败的鱼类尸体，有利于鱼池环境清洁，如利用鳖游到水面呼吸，驱使鱼群游动和水的流动，有利于鱼群生长发育，养鳖同养鱼在战国和汉代几乎是同时进行。”（原书459页）。这段文字提到《范蠡养鱼经》，对成书年份不作介绍，却忽然在结尾时点出“养鳖同养鱼在战国和汉代几乎是同时进行。”似乎有《养鱼经》是战国和汉代作品的趨向，却又不明朗。这 “养鱼是在战国时进行和汉代几乎是同时进行”，显然与“远在殷商时代即开始了养鱼。”的说法相差很大，前后不一致。
3，虽然否定《养鱼经》是范蠡所作的理由已很充分，但 神守对于鉴别《养鱼经》的时代无疑也是关键之一。 如所众知，先秦文字称动植物名称多用单音词，鳖在《诗经》、《礼记》、《周礼》、《尔雅》《山海经》、 《列子》、《庄子》、《国语》等古籍中都称鳖，[4]特别是《吴越春秋》中越王听了子贡的一番话以后，很是感动，说：“孤少失前人，內不自量，与吴人战，军败身辱遁逃，上棲会稽，下守海滨，唯鱼鳖见矣。”[5]，以上都使用鳖，不见神守。此外，神怪故事、笔记类如 《搜神记》、《太平广记》、《酉阳杂俎》、《神境记》、《朝野僉记》《清异录》[6]等都有提到鳖，却绝无提到神守。 
以上说明神守这种双音词不可能出现于先秦时期，流行的时间也极短，不见于汉以后。笔者推想，汉代阴阳五行之说盛行，民间流行“厌胜术”（巫术的一种，认为通过诅咒或所指定的物，可以消灭或制胜对象的人或物），汉时民间的养鱼经验，知道把鳖和鱼一起放养，有助于鱼的顺利饲养，这种经验，被附上厌胜术的色彩，特称之为守神，又顛倒为神守。汉以后，鳖的别称流傳至今的很多，如团鱼、王八、水鱼、中华鳖等，唯独不再见神守的称呼，而且宋元以后的书籍中，凡是再提到神守的，都是转引《养鱼经》原文，即是因厌胜术衰退之故。又，《养鱼经》作者使用厌胜术的神守，怕读者不懂，接着加以解释：“神守者，鳖也。”这也是很的事。
《中国古代动物学史》是部巨著，成绩斐然，出现上述小小的失误，瑕不掩瑜，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从事动物学史研究的专家（其他方面的专家也一样），只能是科学家，而不会是文史学家。因为文史学家缺乏科学动物学知识，想写也无从入手。科学家只要有一定的古籍阅读能力，便可以到古籍中寻找有关记述，梳理分析，给予科学的解释，使潜伏、蕴藏在古籍文献中的科学性记载，获得应有的解释，让古人的知识大放光芒。问题在于古籍的记述，不同于现代文献，它们在流传中掺杂不少误抄误刻，或张冠李戴，或有意作假伪托等，所以在文史界向来有注重书籍真伪考证辨别的基本要求，以至于产生训诂校勘之学。这些都不是科学家的精力所能顾及的事，不好苛求。20世纪以来，人类知识的激增，导致文理最早而彻底地分家，彼此各自独立门户 ，互不沟通，已达一个世纪之久。而客观世界的知识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科学史的研究是最先接触整体综合的领域，所以碰到的问题也首当其冲，这是不足为奇的，时代在，文理交叉、学科交融的领域将日益扩大，《中国古代动物学史》起着带头领先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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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1] 郭 郛，[英]李约瑟，成庆泰著，《古代动物学史》，1999, pp.500～502, 北京，出版社
[2] 郭沫若，《中国古代》第三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1960 新1版，pp.221～223，北京，科学出版社
[3]高明编《古文字类编》1983，p.182，p.416 , 北京，中华书局
[4][清]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禽虫典·鳖部》，1936，第527冊，p.27, 北京，中华书局
[5][汉]赵晔《吴越春秋·夫差內传》第五，转引《四部丛刊》初编（史部），1935，pp.50～52, 上海，涵芬楼影印
[6][清]蒋廷锡，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禽虫典·鳖部》，1936，第527冊，p. 30， 北京，中华书局 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