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灾难性信息传播中的“阿毛效应”现象-新闻(2)
2013-08-01 01:07
导读：甚至出现娱乐化倾向。运用敲警钟的方法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和紧张心理，促成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向一定方向变化，也是一种常用的说服方法。从行为 心
甚至出现娱乐化倾向。运用“敲警钟”的方法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和紧张心理，促成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向一定方向变化，也是一种常用的说服方法。从行为
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敲警钟”具有双重功效：首先，它对事物利害关系的强调可最大限度地唤起人们的注意，促成他们对特定传播内容的接触；其次，它所造成的紧迫感可促使人们迅速采取行动。但是由于“敲警钟”基本上是通过刺激人们的恐惧心来追求特定效果，会给对象带来一定的心理不适；如果分寸把握不好，容易招致自发的防卫性反应，对传播效果产生负面影响。要寻找产生“阿毛效应”的原因，必须从
美学、传播学中的几个关键词来分析和探讨，如“审美疲劳”、“沉默的螺旋”、“第三人效果”等。
在经典的文艺美学著作中，与“审美疲劳”这个词意义相近的一个词是“审美反感”，“审美反感”是“对丑的作否定评价”的审美体验。在上世纪90年代的几篇文章中，有人把“审美”和“疲劳”相结合成“审美疲劳”，并把它运用到美学论述中作为美学词汇来使用。从
生理学的角度来讲，由于大众媒介传播信息具有批量化、杂糅化特点，加上大众文化的诉诸感官的特点，如果感觉上的官能刺激过剩且得不到有效地舒解(情感升华)，那么，就会由于心理上的厌倦而产生审美疲劳。多媒体时代的大众文化，它的目的在于使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体验，这主要是获得一种感官或者生理上的满足。21世纪，我们已经进入了数码和网络时代，互联网、电视、
电影、手机都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淹没在大众传媒传播的信息中，这使得我们的感官始终处在官能的兴奋状态，当代大众传媒技术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们感觉的需求。然而，当声光色影等那种人与环境直接而直觉的关系满足了人们的官能需要时，令人回味的“文字增强人的逻辑分析和留有余地的思维空间”也随之断裂，这势必会造成感觉上的官能刺激过剩造成人的感官的忙乱。正如麦克卢汉把声光色影构成的场景比喻为“一场芭蕾”，通过电子媒介进行阅读是一个使眼睛和耳朵形成交互穿梭的过程。“眼睛耳朵和口语的复杂的穿梭关系一旦参与这一场芭蕾，那就必然要重塑整个的摄取生活，包括内心和外在的生恬。就要创造那种当代艺术重新发现的‘意识流’，但是同时它必然要产生感知和回忆活动的多重障碍”。“人体的感官”毕竟不同于“技术的感官”，人类在单位时间内对信息的接受量是有限的，即便不会像电脑那样当信息量增大时会“死机”，但也会因“应接不暇”而疲劳!
“沉默的螺旋”理论是由德国女传播学者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于1974年提出的。诺依曼强调人的社会天性，为防止交往中的孤立，人总是寻求与周围关系的和谐。这样，就形成一种“沉默的螺旋”现象：当人们感觉到自己的意见(可能是一种新的意见，或者是一种业已存在的意见)属于“多数”处于“优势”时，便趋向于积极大胆地发表这种意见；当发觉自己的意见属于“少数”或处于“劣势”时，遇到公开发表的机会，可能为防止孤立而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种一方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介，由于它们本身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传播的内容具有公开性、显著性，传播几乎无处不在，加之报道内容的类同，传播在时间上的持续和造成的信息积累，它们所提示的和强调的意见很容易被视为主流意见，或者是未来有发展前途的意见，这些意见可以从容表达而不会受到孤立。于是，“沉默的螺旋”现象最大量地出现于公众接受大众媒介之时，这种认知带来一种心理上的压力或对安全感的需求，使得多数公众在公开表达意见时采用媒介上不断重复的词汇和观念，并产生判断和行为上的连锁反应。但同时也会因压抑寻找途径发泄，正如此次地震发生后出现的“范跑跑事件”，在凤凰卫视讨论和网上调查时，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赞同的声音。这就说明，舆论如果不能正确引导，少数人的“沉默”会从另外的方向爆发出来，产生非正向的效果。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第三人效果(third—personefect)理论是最近十多年来西方传播学者极为重视研究的范畴之一。最早提出第三人效果的学者是美国人戴维森(Davison)，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到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则故事：那时，日本人通过侦察获知，在一个太平洋小岛上的美国驻军由白人军官和黑人士兵组成，于是便向该岛空投大批传单，传单上写道：“这是白人挑起的战争，日本人和有色民族并无纷争因此黑人弟兄们“不要为白人送死，要找机会投降或逃亡”。结果，在空投传单的第二天，该岛上的美军竟然全部撤退了。后来发现，传单其实对岛上的黑人士兵并没有产生影响，而是白人军官担心士兵们真的会逃亡。因此造成了这批美军的退却。同样的道理，在一些传播效果的个案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多数人会认为大众媒介对别人的影响力较大，而对自己的影响力较小。换句话说，人们会倾向于低估大众媒介对自己的影响力，或高估大众媒介对别人的影响力。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也会由于第三人效果原因而出现相互之间的消极依赖，比如救灾的行动，很多人会认为这样大的民族灾难，肯定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伸出援助之手而不在乎一两个人的力量，有那么多的人捐款，而不少我这几个小钱，结论很明显，都这样想就会出现大难面前无人伸手的尴尬。
三、防止灾难性信息传播中“阿毛效应”产生的建议
首先，信息本身的真实可信是前提和基础。这就要求信息传播者必须从事实出发，客观公正地进行报道。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我们的官方媒体表现值得肯定。第一时间权威发布，消除民众对信息的不确定性，阻止了谣言传播。但应当承认，“非典”时期，我们的大众媒体并非如此。就“非典”本身而言。它有危害性，威胁到人的生命和生存；它有破坏性，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它有不可预料性，难以估计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更可怕的是它有难控性。事实上，任何灾难性事件都具有以上特点。而“非典”信息报道并不是及时而且真实，在网络背景下，加上民众间人际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