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首页哲学论文经济论文法学论文教育论文文学论文历史论文理学论文工学论文医学论文管理论文艺术论文 |
吕：当然有这方面的因素。中国的新闻学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因为其本身被压制得比较厉害，所以它反弹的程度会比较大、时间比较长。这就导致了一个后果，我们总是处在一个本能的条件反弹的过程中，从而丧失了思考的深度。因为过去是那样，所以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它是正的，我们就是反的，它是反的，我们就是正的。我充分理解这种“悲情”，但是如果不能脱离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就没办法进入任何另类视野来讨论问题。这样一来，我们看上去似乎一直为脱离“过去”而努力，但实际上是更深地陷入到被“过去”的控制中。这样的一个二元对立的关系是亟需打破的。
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我的一个博士生做的毕业论文是以《人民日报》为案例来讨论大众传媒与当代中国农村医疗卫生报导的转变，做得很认真，也很谨慎，查找了大量的资料和文献。但论文在盲审的时候被一位评审人枪毙了，所有的指标上给出的评判都是不合格。其主要理由如下，“论文首先在标题上就值得商榷，《人民日报》从创刊到现在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不属于一般意义上讨论的大众传媒”，“作为乌托邦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产物，合作医疗已随着改革开放成为历史，和那个年代所营造的制度神话‘大庆’、‘大寨’一样”，“从大众传播的资讯模式上来说，我们需要通过健康传播的推广来建构新的社会行销模式，而不是把廉价的意识型态幻觉和社会民粹主义当作社会未来的路标。”党报不是“大众传媒”？那么整个毛泽东时代都不存在“大众传媒”，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依托市场的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传媒，而“市场”的专制是不被看见的。毛泽东时代的合作医疗是乌托邦和神话？是“社会民粹主义”？那么我们今天重建的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设想从哪里来的？是从西方的“健康传播”来的吗？其实西方的所谓“健康传播”指的只是健康知识的普及及其行为的研究。在新闻传播学界既有的叙述里，《人民日报》已经被界定为宣传机器，它必须被当作虚伪的、不可以相信的东西，否则你就是要回到左的过去，回到文革。这样，任何重新理解的努力都会触碰禁忌。我终于发现，对《人民日报》的态度是改革开放后新闻传播学界建立自我认同的核心，这个认同的想象正是建立在上述二元对立的基础上的。该评审书的结论是：“论文把西方左翼学者意在批判西方国家传媒所有制结构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来分析中国执政党机关报对群众运动的宣传性报导，既缺乏符合逻辑的论证过程，又没有表现出对历史的应有尊重。”如此“尊重”历史的观念，在新闻传播界并不是个案。在这个意义上，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确是任重而道远。
在我的理解里，中国的党报系统是需要重新去理解的，这绝不是否认它们曾经存在虚夸、宣传等问题，而是需要去追究为什么党报会变得虚夸的历史条件。其实，《人民日报》很多记者对事实的尊重与群众的联系是大大超过今天我们市场化时代的记者素质的。我曾经建议我的学生去讨论“人民来信”，在传统党报系统里，人民来信是很重要的部分，它是政党和群众建立联系的一个管道。这样的管道在媒介进入市场化以后萎缩了，变成了对新闻线人有偿奖励这样一种生产关系，这使得我们传统的媒体和读者的关系完全改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思考党报和“人民”的关系？它是怎样被转变为今天媒体和“受众”的关系的？《人民日报》的制度设计，它的上情下达的功能，是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及这个政党的自我定位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的制度设计本身有它历史的意义，这个意义是需要重新被挖掘出来讨论的。它的扭曲和改变，都与这个政党自身的变化联系在一起，而这样的变化又是与热战、“冷战”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今天讨论党报体系曾经出现的问题，是要探讨为什么当时制度设计的承诺没有被实现？为什么党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会变得僵化？这种僵化的历史根源在哪里？这些都是需要分析的重大课题。简单地否定，导致的必然是历史的虚无。
今天，中国社会公共性的重构，既需要打破单纯建立在对“市民社会”想象上的“公共领域”的迷思，也需要重新思考和总结“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人民与公共性的关系。中国社会的公共性并非只有等待“市民社会”来孵化。跳出这个框架，就可以发现，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存在舨煌的公共性的空间和方式，这些都是需要重新理解的政治遗产。今天的问题是，如何重申民主原则，重构社会主体，重新思考国家、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并在一个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构建新的公共性理念与实践？这是我们面对的历史任务。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