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重构（上）

关键词： 现代性 大众传媒 公共性 传播与社会学刊

　　2008年6月27日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就一系列学术理论与社会现实问题，西门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传播学院赵月枝教授与前来参加学术会议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吕新雨教授进行了访谈。正在那边访学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王维佳也同时出席，并根据录音编辑整理了访谈初稿，经赵月枝修改后，2009年8至9月间吕新雨做了最后的补充和修订，形成此文。本刊发表的是精要本。

　　对谈者简介

　　吕新雨，1993年获复旦大学文艺美学专业博士学位文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广播电视系主任，复旦-金史密斯纪录影像研究中心（Fudan-Goldsmiths Documentary Research Centre）主任、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曾出任美国富布莱特基金会高级访问学者及其他多项基金访问学者。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国新纪录运动、影视理论、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等。

　　著作有《书写与遮蔽：影像、传媒与文化论集》（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北京三联书店，2003）等。即将出版的有《乡村、革命与国家-历史与理论的辩证》（北京三联书店，2010），主编和作者（与Chris Berry和Lisa Rofel合作）The New Chinese Documentary film Movement: For the Public Recor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主编和作者《大众传媒与上海认同》（上海书店，2010）。论文曾被翻译为世界多国语文。《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2006年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赵月枝，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全球媒体监测与分析实验室主任，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传播理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全球化与传播、意识形态与话语理论、媒体分析等。

　　主要著作包括Sustaining Democracy? (1998，Broadview；中译本：《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Democratizing Global Media (Roman & Littlefied, 2005)，传播政治经济学英文读本（2007，上、下册），Global Communications (Roman & Littlefield, 2008)，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 (Roman & Littlefield, 2008)等。

　　赵：赵月枝

　　吕：吕新雨

　　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工农的主体性问题

　　赵：我最早是因为你对中国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研究而逐渐熟悉你的。你2005年发表在 New Left Review上的文章，“Ruins of the Future: Class and History in Wang Bing’s Tiexi District”[1]西方学者的共鸣。同时，你还在研究农民问题。然而，在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中，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工人阶级及其主体意识一直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而对乡村社会和农民主体性问题的研究也很边缘。那么，是什么促使你研究这些问题，在研究中又有哪些主要的发现呢？

　　吕：九十年代中国最大和最触目的社会问题就是大批工人下岗、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形成民工潮。中国社会中数量最庞大的两个人群：工人和农民，他们的命运因社会转型而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工人阶级曾经是社会无可置疑的主流人群，工农联盟是由宪法规定的国家政治主体，但是他们今天却变成了大众传媒和影像中的「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群，其命运变化对于中国到底意味羰裁矗俊短西区》这部纪录片关注的就是曾经是主流的工人阶级的命运。铁西区所在的东北承载了朝鲜战争和民族国家工业现代化的历史，与苏联、日本以及东北亚之间存在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因此，这一地区的工人群体在社会转型中的命运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在这部历时九个小时的“史诗性”纪录片中，导演王兵将工人阶级主体性破碎的过程放在一种历史凋零的状态中来叙述，给了我一个反思的机会，使我可以把很多历史与社会的问题整合起来思考。有学者批评我对这部纪录片的分析是“过度阐释”，特别是不能同意用“阶级”的视角来进行解读。他们宁可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艺术性”的作品，而不愿将其与更广阔的世界性的历史和政治关系联系在一起。可是在我看来，《铁西区》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所折射的社会、历史问题，它寓言式的工厂的废墟场景，以及作为人的主体性的崩溃，揭示了一个我们曾经拥有的过去和一个似乎是无法改变的现状，并且向着未来发问。在这个基础上，我试图去探讨新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与整个人类工业文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重新理解所谓“艺术”与时代、社会以及人的主体性的关系。

　　我个人近十年来一直关注中国乡村问题，在我看来，乡村和城市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中国社会不可分割和互相制约的整体性存在。没有乡村视野的城市研究必然有严重缺陷，而乡村社会是理解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和社会变革的关键和秘密，这才是中国最大的现代性问题。

　　在我所梳理的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中，其主题大部分涉及的是所谓“边缘群体”和底层，也就是从主流媒体中日渐“边缘”和消失的工人和农民的群体。今天的主流传媒中，这个人群主要出现在社会新闻中，与矿难、犯罪、凶杀等等血腥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已经沦为“物”和“他者”的存在。与此相对照，在纪录片中，他们的命运构成了对社会、时代的强烈质疑与反思，他们的情感诉求被充分尊重，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生活图景才有可能转化成“我们”的生活图景的一部分。今天，大写的工人与农民作为阶级的政治地位已经被分散的、小写的农民工、下岗工人等作为个体的“边缘人群”所代替。在我看来，中国工人阶级主体性的解体必须和中国的农民问题联系起来讨论，他们的命运是历史性的，也是彼此关联的。

　　赵：你如何看待中国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底层社会运动问题，用什么样的理论来解释这些问题？中国的大众媒介与工人农民主体性的关系怎样？

　　吕：社会运动的出现，与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确立有密切的关系，按照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叙述，资本主义在它扩张的过程中，必然会引爆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但是，中国今天底层出现的社会运动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合法性政治资源是以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遗产为源泉的，这就构成了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我们虽然目睹了大量此起彼伏的工人和农民的社会运动，可是知识界和官方的话语体系并不承认这是一种主体性的体现，而是将这些社会运动定义为“群体性事件”。这意味着我们不承认它的合法性，不承认它是传统社会主义工农主体性的某种延续，而是用另外一种“去政治化”的话语将其遮蔽。另一方面，中国底层的社会运动很容易被放置在市民社会维权运动的解释框架下，被解释为中国在形成“公民社会”过程对国家专制主义的抵抗，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的体现。这种解释遮蔽了资本主义市场关系在形成过程中对社会产生的暴力作用，以及这种暴力与国家暴力的结合，在当代中国特别体现为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资本化的残酷进程；同时也取消了国家——特别是一个以社会主义为认同的国家——对于社会底层保护性作用的合法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解释简单地套用西方冷战的思维定势来处理中国的国家问题，丧失了对中国国家内部复杂性的分析，也拒绝了对国家“左手”的锻造。它一方面用以私有产权为前提的市民社会理论来要求中国社会，但是当这一由国家主导的私有化进程引爆了剧烈的社会矛盾的时候，它又把国家推出去做替罪羊，宣称自己站在社会的立场上。但究竟什么是中国社会？中国具有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吗？简单搬用西方市民社会理论，不过是把中国的问题收缩为城市的问题，而离开乡村视野，城市问题的根源其实是无法厘清的。我仍然认同三十年代梁漱溟的断言，他说中国是乡土社会，国家是融于社会之中的，不具备西方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结构。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不能简单地从西方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出发。西方的民族国家来源于早期意大利城市国家，所谓市民社会的起源是与资本主义从城市国家到民族国家的发展相匹配的，因为权力是从这里出发去控制外在于它的殖民地和财富。早期的资本主义需要海外贸易与军事制度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