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首页哲学论文经济论文法学论文教育论文文学论文历史论文理学论文工学论文医学论文管理论文艺术论文 |
今天中国的大众传媒理论研究的贫弱，尤其体现在它面对中国现实的时候。主流的新闻传播理论界沿袭的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但是当用这些理论去解释中国风云变幻的传媒变革的时候，往往又陷于无语。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与如何解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则陷入教条和僵化，往往沦为国家舆论宣传的传声筒。而大众传媒本身却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动，国家、市场、利益集团等等不同的权力都以不同的方式渗透到对媒介的争夺中，愈演愈烈。在这样的局势下，大众传媒与中国工农主体性之间的关系是暧昧的，也是消极的，甚至是否定的。比如，最近几年，政府开始加大对乡村的投入和反哺，包括广电系统在乡村的延伸和覆盖。但是这个过程存在着一个悖论，一方面“村村通”工程对乡村的投入是很大的，可是当农民们能够看到电视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却是城市中心主义和消费主义对他们的改造。由于中国电视的市场化发展，其财政收入完全依赖广告，因此广告商的目标受众日益成为电视的追求，中国大众传媒市场化发展的结果就是媒体的城市化和中产阶级化。投入却强化了乡村的解体，摧毁了乡村主体性的基础。所以，大众传媒并非一个独立的存在，而是深刻地受制于整个社会进程。因此，研究中国的大众传媒就无法脱离对这个社会的总体性的追问与分析。
大众传播、新纪录运动与社会“底层”表述
赵：谈到大众媒介与乡村的文化建设和农民的主体性问题，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中国大众媒介的市场化改革造成了哪些社会后果？在西方话语主导下的市场化的，城市化的大众媒介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文化政治产生了何种影响？
吕：在中国当前的媒介研究里面，媒介经济管理的研究占主流地位，它的目标是帮助媒体做强做大，学术研究成了利益集团的某种合谋者。这些研究与中国大众传媒的市场化改革相互呼应，其结果是大众传媒日益转向城市中心化，为追求广告目标受众而中产阶级化，这构成了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工人、农民变成了被遗忘的人群，成了大众媒体中被表现的“他者”，而不再是主体性的存在。这样的媒介市场化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城市中心化的改革，也是城乡断裂的原因与后果。如何真正建立大众传媒对乡村的反哺或者是支持，是一个新的课题，它关涉到文化与意识型态上的重构。中国的大众媒体在所有制上是国有化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有责任和义务为乡村服务，前提是需要有足够的共识前提和舆论压力，在这一点上，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界几乎没有什么作为，是令人痛心的。以中国的电视媒体为例，CCTV（中国中央电视台）是中国电视的旗舰，其广告市场占据了中国电视广告市场的三分之一强。它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公共电视，但是却需要承担公共性的职责；不是商业性媒体，但是它的生存和发展却日益强烈地依赖市场。如何理解这样的现象？首先，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等同国家专制主义机器，这是西方意识型态最容易认同的观点。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央视会出现《新闻调查》这样严肃的调查性新闻栏目，而《焦点访谈》可以让一个省部级领导丢乌纱帽。就如同国家本身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不同力量的角逐，民主的空间是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的，对于央视这样的国家级媒体，需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促使它朝向有利于社会民主的道路走，而不是听任它以政治权力与市场的力量合谋寻租（rent seeking）。这就需要有足够强大的批评声音，正是由于它的国有性质，就有足够的理由给它压力，让它必须承担社会的公共性责任，而不是陷入自身作为利益集团的诉求中。其次，我们需要打破媒介的市场化是通往民主之路的幻象，打破为市场化改革进行合法性辩护的意识型态力量，才能为实质性的媒介民主化发展开辟道路。
赵：对媒体的批评的确很重要，但最关键还有一个批评的立足点与角度的问题。如你所言，重要的是要通过对媒体的批评与改革强化它的公共性与代表性，而不是简单地用市场自由主义、甚至是市场民粹主义的逻辑，盲目地“反垄断”，甚至认为市场化“不彻底”是中国媒体问题的根源。事实上，市场逻辑的深化与过度市场竞争往往导致媒体话语对消费主义价值和有高消费能力的城市受众更进一步的偏向和对社会“底层”、尤其是农民的忽视。你如何评价记录片在关注社会“底层”方面中的作用？
吕：与主流大众媒介的市场化改革不同，中国的纪录片从一开始就因为与社会“底层”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使得我所界定的“新纪录运动”成为历史的重要见证。而新纪录运动在发轫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由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力量共同推动的。我的研究一直强调这一点，而不是仅仅关注“独立导演”和“地下导演”，是不希望落入某种西方的冷战思维来解读中国的现实。新纪录运动的第一代导演都不把自己看成是“地下”，他们说不是地下，只是不同。而第一代即便是独立导演，也和电视台有着各种公共和私人的关系，原因很简单，他们需要利用电视台的机器设备来做自己的片子，也因此，他们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体制内纪录片栏目的出现。九十年代，正是在体制内和体制外交界的边缘，是中国电视最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交互地带，这是我的研究不同于很多西方学者的地方。九十年代是中国电视的黄金年代，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评论部是圣地延安，全中国有志于电视理想的同道从全国各地奔赴这里，而体制的弹性也为他们提供了成长的空间。今天在央视起中坚作用的骨干们，很多是来自那个时期。但是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媒介市场化全面铺开，制度日益朝羲谓“现代化”管理的企业目标发展，这样的空间就萎缩乃至消失了。2008年末原《生活空间》的制片人陈虻因病逝世，他创立的《生活空间》最早在央视确立了电视纪录片栏目的合法性，并培养和感召了一大批有激情、有理想的电视人。他的去世震动四方，因为很多人把他的去世看成是中国电视理想主义时代的消失。但是，2009年 6月以来，央视重新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实验，被撤销的新闻评论部又恢复了，这次改革的动机是复杂的。但是有一点，就是它并不是以单纯市场为导向，而是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在这个意义上，是对媒体商业化的某种调整。虽然结果尚待观察，但是对新的可能性和转机的出现，是不应该放弃的。我认识的央视一批有理想有追求的朋友又开始积极建言建策，新的空间永远是需要去争取的。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现“新纪录运动”的精神在体制内的影响并没有消失，而是成为新的改革推动力量。[2]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电视媒介的市场化推进几乎扼杀了纪录片在体制内生存的空间。随鬌V的出现和技术的发展，新纪录运动开始不依赖电视台的力量而发展壮大，更加具有草根性、“底层”性。但是“底层”并不是被当成“他者”和奇观来表现，而是建立起了一种“他者”与自我的对话关系。所以新纪录运动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当它关注“他者”的时候，是试图让“他者”自己出来说话的，是试图赋予他们一个主体性的地位。另一方面，很多纪录片导演自己就来自“底层”，导演自身的平民化和多元化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现象，它使得纪录片在很大意义上成为社会的自我表达。这些“自我”正是社会客体性的体现，它使得为改革开放的宏大叙述承担牺牲和社会阵痛的群体，这些社会的“客体化”的存在，拥有了一个进入历史的可能性，并在这个意义上，使民主有一个实现和敞开的机会。
很多纪录片表现“底层”，不是带着怜悯的或者廉价的人道主义的关怀来表现苦难，而是对处于苦难中的人们的尊严致敬，并试图用乡村的视野来反思性地批判城市。这样一种“乡愁”式的视野在今天重新出现，实际上是对中国的城市化、市场化过程的一个抵抗的姿态。这使得我获得一个批判性的视角去反观主流媒体，如果媒体中只有城市、消费主义和强势权力的声音，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不民主的社会。在很多人的想像中，只要脱离官方就意味粜挛诺淖杂珊兔裰鳎这就太简单化了。一方面，我们需要正视主流媒体的存在，这个空间是永远不应该放弃的，很多体制内的媒体工作者以顽强的理想主义精神在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