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重构（上）(5)

　　在我看来，今天中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依然是“三农”，是城乡断裂。只有占最广大人口的农民获得主体性，才是这个国家获得主体性的时候。新农村建设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等等是有意义的，但这并不能代替农民主体性的锻造，锻造本身需要有意识形态的支援和文化建设的过程。历史上看，中国工农获得主体性的过程并不是自发的，而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农相结合的产物。今天的农民主体性的获得，仍然需要知识分子、理论和农民结合的过程。如果我们回顾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传统正是试图超越自己的阶级和利益局限，去和中国的乡村结合，和工人结合。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或者梁漱溟这样的无党派人士，有追求、有思想、有担当的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走了这样一条道路。最早提出知识分子要与农民相结合的并不是毛泽东，梁漱溟先生二、三十年代就探讨过知识分子是做“民之贼”还是做“民之师”。“师”的意思是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要帮助农民把疾苦喊出来，做他们的耳目喉舌，帮助他们把主体性建设起来。所谓主体性的形成是需要这样一种结合的，乡村和知识分子相结合是历史性的。在今天，我们要自问的正是：知识分子何为？媒体何为？（未完）

[注释]
1. Lu, X. (2005). Ruins of the future: Class and history in Wang Bing's Tiexi District. New Left Review 31, 125−136.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2.参见吕新雨为《新闻大学》2009年冬季号编辑的「聚焦央视改革」专辑。
3.见：http://baike..baidu.com/view/640455.htm。
4.见王晓明，〈中国之认同的现实与期望〉，《天涯》 2008年 6期，页 19。
5.张志安，《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导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导策略》，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7年，页 218−220、250−258。
6. Zhao, Y. (2008).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7.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2005）。《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沉荟、周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原书 Hackett, R. A., & Zhao, Y. [1998]. 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 Toronto: Garamond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