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公开之路汶川地震的传播学遗产-新闻传播毕(3)
2013-09-10 01:12
导读：在 中国 ，由于违背信息公开法则并加深社会危机的案例几乎遵循着同样的五段论：危机事件信息不公开流言或谣言滋生社会动乱、骚乱与不安定公众对政
在 中国 ，由于违背信息公开法则并加深社会危机的案例几乎遵循着同样的“五段论”：危机事件——信息不公开——流言或谣言滋生——社会动乱、骚乱与不安定——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在阜阳病毒事件中，国家卫生系统和阜阳政府对信息公开法则的违背，几乎重蹈了SARS时期经由不当的传播控制所致的社会动乱的全过程。
是的，从某些案例看来，我们的确已经从以往的危机中汲取了信息公开的某些教训，但是从另一些案例看来，这种汲取的力量看上去仍然有限；并且，更重要的是，公众仍不确定，在哪些时候我们能够做到信息公开，而在哪些时候我们做不到。这种不确定性，才是一个开放社会的根本之敌。中国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
美国学者奥尔伯特（Allport, G. W.）、波斯特曼（Postman, L.）及其后来的研究者曾提出一个关于流言传播的基本假设：R ≈ I × a／c。其中，R指流言（Rumor）的泛滥程度，i指传闻对传谣者的重要程度（importance），a指传闻的模棱度（ambiguity），c指公众对传闻的批判能力（critical ability），即：公众越认为重要的讯息，越感到模棱不清的讯息，传播得越快越广；而公众的批判能力越强，则传闻的传播量越少。[2]
考虑到在任何重大 政治 、民生事件中，几乎所有的传闻对于公众利益而言均极为重要（i），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媒介素养不足等原因，公众对传闻的批判能力（c）亦不可能很高，此时，如果信息不能公开，各种传闻即会日渐暧昧和模糊（a），因此，信息不公开的政策对于流言泛滥的推动力是极大的。
进一步的说，如果以社会的稳定（Stability）为分析框架，我们还可以从社会传播学的视角作如下推论：在危机事件中，社会的和谐稳定固然与其政府或部门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关，但是信息的公开性(Openness)也必然与之利害攸关——毕竟，公开性关系到社会恐慌中的人心的安定；考虑到任何国家或族群中的政治文化传统对公众心理的预设是不同的，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准亦当是主要的历史考量维度；与以上因素相反的则是危机（Crisis）的程度。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此一假设，如以
数学模式表达，则为：S≈G×O×C/Cri.。
如此之表达，并不是作者的想当然的创造，而是层层累积的危机事件案例为我们给出的历史 总结 ；它也是在说明，信息公开并非简单的传播学命题，而是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关键要素。与其说它是假设，不如说它已经是证明。它所象征的是痛楚的回忆，是由血泪凝成的珍贵教训，是对执政者的重要告诫。
四、汶川模式，及其心理域限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不久前公布过一项调查：公众最希望政府公开的信息是什么？调查中，约有一半人（５０．２％）选择“突发公共事件的
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其比例数据排在第四位。[3]我相信，在汶川地震之后，这个比例已经持续上升了。
在汶川地震中，受到强烈新闻震撼的民众在心灵深处开始适应了信息公开。特别重要的是，他们适应了来自传媒的信息公开。按照《条例》规定，信息公开有4种方式：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传统媒体。固然，在任何事件中，各地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措施，扩大信息公开的渠道，丰富信息公开的模式，但是，就大众传播的机理而言，要让社会公众可以更快捷、更充分、更人性地获取信息，其主要的路径仍然是对大众传媒（并非只限于传统媒体）的开放政策。
说的具体一点，我以为：大众传媒是其他三种方式的促发器、集合器、放大器、矫正器。
所谓促发器，是指大众传媒可以引领和启发政府的信息公开；所谓集合器，是指大众传媒可以收集、整理和解读已有的公开信息；所谓放大器，是指大众传媒可以最广泛地传播、宣讲政府的信息公开；所谓矫正器，是指大众传媒可以匡正已发生错误的信息公开，以确保形式意义上的“信息发布”可以成为客观意义上的信息公开，以促进 科学 治理的施行、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自然 ，在一切信条之中，最重要的是要通过信息公开制度来维护人民的福祉。换言之，信息公开的真正意义在于这样一种价值信仰：新闻是为天下之公器，政治系于国民之福祉。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我要补充的是：从公众权益一端看，信息公开固然是保障了公民知情权，但是从政府治理的角度看，它更可以成为推进
公共管理和强化政府公关的重要手段，汶川地震中前所罕见的信息公开程度，正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正面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