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公开之路汶川地震的传播学遗产-新闻传播毕(4)
2013-09-10 01:12
导读：由于良性的新闻运动及其引发的彻底的社会沟通，导致了对汶川地震抗灾救援的高度社会动员，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有力地重塑了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与良善有
由于良性的新闻运动及其引发的彻底的社会沟通，导致了对汶川地震抗灾救援的高度社会动员，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有力地重塑了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与良善有力的政治形象。
依我之见，汶川地震事件中这种信息公开的模式，绝非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之类举措或规定所能概括，而是至少包括以下5点经验：1、政府积极主动地发布信息；2、大众媒体（包括 网络 媒体）的平等的全方位参与；3、对国际媒体与国际公众的新闻开放；4、媒介议程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及时、有机的互动；5、对公民新闻及其正向的新闻运动的几乎无壁垒的允准。
显然，汶川地震中最可宝贵的传播学宣言，是一个关于新闻媒体的开放政策；它的总结，来自温家宝总理在映秀镇的废墟上主持的一次别开生面的记者招待会。“这次救灾采取了开放的方针。”总理宣布。作为开放的具体内容之一，总理说，“我们欢迎世界各国记者前来采访，我们相信你们会用记者的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公正、客观、实事求是报道灾情和我们所做的工作。”[4]这里所说的开放，甚至不仅仅是对本国的新闻媒体的开放，还包括了对全世界新闻界的开放，这里所蕴含的信息公开的理念，及其意义的深远，或许要过很久以后才会被国人所完全认知。
要言之，在屡经痛楚之后，我们或许已有充足的信心珍视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的义务，特别是在重大自然灾难面前；在屡经痛楚之后，我们有更多的理由重视大众传媒在信息公开方面的权力，特别是在任何关系到共和国公民权益的事件面前。
在一场举世罕见的自然灾害中，由于诸多难得的因缘，国人对信息公开的感受域限，现在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而被定格成为了“新闻公开”，公众的这一与政治生活素养相关联的媒介素养的提升，才是此次灾难传播的理性价值。我要强调的是，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这类群体感受域限是很难下降的。这也就意味着，未来，政策的倒退并不是不可能，但是在民意的得失上，倒退，或许将会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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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汶川地震带给我们的第一份、也是最珍贵的一份传播学遗产。
透过这份思想的遗产，我们是在窥测那看不见的未来吗？当下，炙热而触手可及，可未来，或许仍然遥远。但是无论如何，大地已经震动，方向已然打开，我们唯一能够确信的就是：开放传播将能够改变历史，中国的政治文明亦将永续前行。
[注释]
[1]杜骏飞：《流言止于公开》（谈话录），柴子文整理，载2003年2月15日《南方周末》。更详尽的观点，参见：杜骏飞：《流言止于传媒的公信》，载《新闻记者》2003年第3期；杜骏飞:《流言的流变:SARS舆情调查的传播学分析》,载《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2]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10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3]王毅：《公众最希望政府公开的信息是什么?》，载2008年5月12日《中国青年报》。
[4]引自南方周末编辑部：《将开放透明进行到底》，载2008年05月29日《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