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论文写作的规范化问题
2013-09-25 01:07
导读:新闻传播论文毕业论文,新闻传播学论文写作的规范化问题论文样本,在线游览或下载,科教论文网海量论文供你参考:摘 要 本文归纳了近年大陆传播学硕士和博士中存在的九类,介绍了中国院对
摘 要 本文归纳了近年大陆传播学硕士和博士中存在的九类,介绍了中国院对于社会科学成果的一系列评估标准。作者认为,传播学硕士和博士需要借鉴这一评估标准,以提高质量。中国大陆的大学传播院系要求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获奖、来自较高的课题级别等等作为学术评价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的价值。
关键词 学术 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传播学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传播学硕士和博士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阶段,但硕士、博士无论如何属于学术一类。而现在一些,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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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写成了工作经验或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与宣传、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学的大众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转载自http://www.NSEAC.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四,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写作启示的,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阐述舆论学的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跟着错。
这与学术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不是小学生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内涵,这是造成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的主攻方向、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的。但是现在不少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七,忽视最后的“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1]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至少像个,多少有些创造性。
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的最大规范。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
这三方面的“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到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脉路。
第二,对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的规模,一是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
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
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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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念使用的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实证型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对学术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对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1,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
历史学、社会学、学、
国际关系等方面的。传播学的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文论、学、
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传播的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性的。
一篇学术,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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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关于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了。如果自己的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
对普及性成份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的贡献。3,普及性成份的价值。
对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需要的贡献。3,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的衡量标准
现在大陆有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和硕士、博士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评估的公正性。
[1]参见丁学东《计量学基础》,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参见卜卫、周海宏、刘晓红《社会科学成果价值评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3]参见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其他书目:
(1)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论》,李秋零、田薇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林学谛著《环境、交往与思维》,福建出版社1990年版。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3)金观涛、华国凡《控制论和科学方法论》,科学普及出版社1983年版。
(4)M.尼尔.布朗《走出思维的误区》,张晓辉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
(5)金观涛、刘青峰《论研究中的整体方法/的》,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年版。
(6)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李银河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柯惠新等《调查中的统计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8)李茂政《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论的相容性及内在联系性》,《第二届两岸传播媒体迈向二十一世纪学术研讨会集》P169-180,
南京大学和
上海大学1999年编印。
(9)陈力丹《硕士写作》,
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