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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和它的读者（之二

2013-10-28 01:25

【标题注释】本文为“行政院国科会专题计划”“‘知识仓库’、‘思想资源’与‘概念变迁’：晚清士人的阅读世界（Ⅱ）”（计划编号：NSC92-2411-H-001-073）之部分成果，谨致谢忱。本文引用的《时务报》版本是《强学报·时务报》（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全5册），以下引用时，除注明文章作者与篇名外，因各文单独起页，故另只注明影印本总册数（如影本2，即为影印本第2册）与总页码。本文引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89年，全4册）时，除注明发函者外，缩写为《书札》，并注明总册数与总页码。
【作 者】潘光哲
【作者简介】潘光哲，博士，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内容提要】作为晚清戊戌变法时期最受瞩目的期刊，《时务报》在读书界引起的回响多元繁复。每位读者在读报的时分，都会因个人关怀的不同与思想立场的差异，对《时务报》承载／提供的讯息有他自己的理解和诠释，从而形构了生命个体对外在局势和自我定位的认知，响应的策略与行动自是千样万态。整体观之，环绕着像《时务报》这样的传播媒介而引发的读者的喜恶乐怒，其实是思想观念体系／价值系统在公共场域里的趋同或冲突。
【摘 要 题】近代报刊与中国社会
【关 键 词】时务报/公共空间/公共领域/晚清/阅读史
【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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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士人群体可以共享同润的“公共空间”，《时务报》的读者对它的发展，有各式各样的意见，报方也很重视读者的意见，有各式各样的反应与调整。（注：《时务报》出刊未几，即得各方读者来函提出各种意见，故于第6册即特刊《奉覆来函》1篇，解释曰：“所教各节，半已照改；惟尚有数条未能相从者，谨举其何以不能之理，附于篇末，以酬诸君子之盛意”。本文不详引证。参见《时务报》第6册，光绪廿2年8月廿1日，影本1，第405-407页。）

《时务报》是否刊登清廷中央“谕旨”这件事，便是1例。本来，《时务报》第23册登有启事，谓“沪上各报早已将上谕录诸篇首”，“无烦重复”，故不登之。（注：《本馆告白》，《时务报》第23册，影本2，第1590页。）各方读者反应欠佳，不赞同的人居多。如邹代钧谓“缘寒素不能遍阅各种报，仅购《时务报》阅之，而无上谕，甚视为缺典……为销路起见，仍以录入为妥”。（注：《邹代钧函（5106）》，《书札》(3)，第2731页。）屠寄说“中国士贫而俭，往往不能兼阅各报”，故读者要屠寄转告此事，他便建议不妨字格外缩小以省篇幅。（注：《屠寄函（6）》，《书札》(3)，第2188页。）王舟瑶也谓“各处购尊报者，不必皆购他报”，似宜补录。（注：《王舟瑶函（2）》，《书札》(1)，第56页。）《时务报》第35册便登启事谓，不登上谕，“诸君皆不谓然”，故自本期起恢复。（注：《本馆告白》，《时务报》第35册，影本3，第2410页。）
《时务报》的读者对它的品质，也有精益求精的要求。如错字太多，便让读者不满。钱恂说“报中误字多，当先校1过为妥。此间人多赞《时务报》，愿益加意焉”，（注：《钱恂函（3）》，《书札》(3)，第2996页。）吴品珩则谓《时务报》所登的上谕有误字。（注：《吴品珩函（1）》，《书札》(1)，第341页。）读者也屡屡指责《时务报》装订的误失，比如钱恂批评第10册“脱叶太多”，“署中分送廿本，而缺页者5本”，（注：《钱恂函（4）》，《书札》(3)，第2998页。）错失竟高达5分之1。顾印愚则指称第15册《重译富国策》“第2叶重见”。（注：《顾印愚函（5）》，《书札》(4)，第3284页。）1位署名“留心时事人”的读者，更来函对《时务报》选用的纸张提出意见，说《时务报》自第40册起选用“栗色机器纸”，殊为不当，因为“此纸质极粗劣，1经潮湿，即易腐朽”，且谓《时务报》寄到各处之报“往往受潮，竟有全本霉烂不可翻阅者”，他所收到的便是“全本尽潮，书面纸又落色”的本子，“系1大憾事”。（注：《留心时事人函》，《书札》(4)，第3690-3691页。）《时务报》到达读者手上的时间在某些地区过于迟滞，也让读者抱怨不已。如重庆方面，《时务报》第27册出刊后逾3个月，读者尚未得阅新报。（注：《江瀚函（3）》，《书札》(1)，第262页；本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8：江瀚函系年考。）同样在重庆的读者潘清荫也说，《时务报》第29册出版后将近4个月，读者才收到；第36册在出版3个月左右，仍未可让那里的读者寓目。（注：《潘清荫函（2）、（4）》，《书札》(3)，第2899、2903页；此2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9：潘清荫函系年考。）身在北京的毛慈望则抱怨说，自己看到的《时务报》竟是3个月以前出版的，（注：《毛慈望函》，《书札》(1)，第27-28页；本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10：毛慈望函系年考。）经他这番“抗议”，《时务报》方面大概也即有所调整，让他约略在两个礼拜左右便可捧读到新出版的《时务报》了。（注：如他在光绪廿3年4月107日即可见到同月1日出版的《时务报》第25册了。见《毛慈望函（3）》，《书札》(1)，第29页；本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10：毛慈望函系年考。）山东的王延龄亦致函汪康年，埋怨他所订阅的《时务报》“由潍县电报局转寄，而迟淹殊甚”，汪康年于光绪廿4年8月廿7日收到的王函云：他所订阅的《时务报》“仅至6105期”，（注：《王延龄函》，《书札》(1)，第59页；本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101：王延龄函系年考。）可是那时《时务报》已经停刊，步入历史矣。法国的革命派新闻工作者Pierre-Louis　Roederer早在1797年便对媒体在危机时代拥有的特别力量，有过精彩的析论。他指出，与书本不同，报纸不是被动地等待读者去寻觅它们，而是主动地去逼近读者。报纸“按期送到读者手上，而且总是带来1些引人兴味的新东西。它们永远在有规则可寻的基础上定期送来”。报纸的影响力应该更被放大，因为它都于“每天的同1时间”抵达1大群的公共读者手上，“不分阶级，不分那1个公共地方，它几乎成为每日人们谈话不可或缺的材料”。因此，他宣示曰：“报纸……不但对1大群人产生影响，它比其他任何形式的书写都更有巨大的影响”。（注：引自Jeremy D. Popkin, Press, Revolution, and Social Identities in France, 1830-1835,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3.）印刷装订有误或是已然霉烂与不能如期抵达读者手上的《时务报》，显然不能满足他们对它的殷切期望。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时务报》的读者对译文用语词汇也有意见。如钱恂说《时务报》的译稿，“文话太多，大失西文本意，亟宜痛戒”，因为“要知西文不解中国词头也”，如第10册《时务报》“谏俄皇书，全用中国下谀上字面，如圣躬、如宸衷、如天威、如陈奏、如普天同庆、如贡物、如祝嘏，种种可恶字面，愚不取也”。（注：《钱恂函（4）》，《书札》(3)，第2998页。）高凤谦则谓：“《英伦务农章程》有‘朕’字、‘钦定’字及‘尔等知悉’等字（各报亦间有类此者），似失原书辞气。欧洲君臣之议至简，称谓间却甚亲洽，大有3古忠厚之风，不必狥中国尊崇之体制，以失欧洲简率之本真。俾阅者知西人政俗，亦抑君权伸民权之1助也。”（注：《高凤谦函（103）》，《书札》(2)，第1631页。）可以想见诸如钱恂或是高凤谦对于这等字词的“敏感度”。周贡瑚借到《时务报》第53册后，细读1遍，便指陈这1期各篇文章里的错误，如是期所刊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自序》1文言及“方我咸丰之季，法之败于普也”1语，（注：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自序》，《时务报》第53册，影本4，第3595页。）便说普法战争应系同治9年(1870)事；对于《时务报》的翻译名词不统1处，亦加批评，如是期刊有古城贞吉自《东京日日报》译出的《英俄与亚细亚关系》1文，谓俄拟将取“卑麦拉雅山以北之地”，（注：古城贞吉译：《英俄与亚细亚关系》，《时务报》第53册，影本4，第3633页。）他指出“卑麦拉雅山”1词与《时务报》第50册“希玛拉雅山”译法不同，（注：按，笔者遍查《时务报》第50册，惟湘乡曾广铨译《论东方时局英俄愿和平分利》1文有“希密腊亚联山”1词，而无“希玛拉雅山”1词。见影本4，第3415页。）并建议“译写国名、人名、地名、船名”应该“前后1律”，让初学者在阅读之际“庶免迷惑”。尽管批评甚多，他还是愿意从此开始订阅《时务报》，（注：《周贡瑚函（1）》，《书札》(2)，第1183-1185页。）加入它的读者队伍。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又如张坤德翻译的《会审信隆租船全案》1文，自《时务报》第34册初刊，连载不止，（注：《会审信隆租船全案》，《时务报》第34-68册。）时甫未几，《时务报》的读者便对这篇译文颇有意见，认为“译报语太繁”，所以“不甚愿看”。写信给汪康年告知此等反应的汪立元认为，《时务报》如对译文“能再删润，则辞简意明矣”，如《会审信隆租船全案》1文“反复辨驳”，反而让读者“看不明白”，非仅他1人觉得如此，而是众皆同感，“均同此病”。因是，他便提出建议说，应当于全案定谳后，“将始末情节作1文，俾知何处吃亏”，是于案情相关之谳词只可节录，不必逐堂全抄。（注：《汪立元函（8）》，《书札》(1)，第1029-1030页；本函系年为光绪廿3年7月廿8日，参见本文附录102：汪立元函系年考。）他的意见，随即得到《时务报》的公开响应：
近数期报后所印《会审信隆租船全案》，皆系照西字报译出，无1句增减，与申地各报迥殊。本馆之意，诚以此案至多，关系颇巨，中西官会审且至310余次，为通商以来所未有。故特详为译印，俾讲求交涉者阅之，知所审慎，不致为其欺绐。其文繁而不杀，意实在兹，非敢如涂涂附取充篇幅也。（注：《本馆告白》，《时务报》第38册，影本3，第2627页。）
当《会审信隆租船全案》1文于《时务报》第68册连载终结时，文末刊有“本馆附志”1则，略谓“阅者虽觉其冗长复沓”，但如“统观前后，则于西人交涉之道思过半矣”。（注：《时务报》第68册，影本5，第4610页。）
“处边垂310年”，“乃以军功得官”的唐受桐，对《时务报》文章的措辞提出意见，觉得《时务报》“箸论过于富赡”，“似不可过讥时政，惟于我国及各国事据实书之，不加褒贬，使阅者自见”，他甚至还对《时务报》目录提出意见，（注：《唐受桐函（1）、（2）、（4）》，《书札》(2)，第1302-1303、1303-1304、1306-1307页；关于唐受桐此3函的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103：唐受桐函系年考。）关怀殷切。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时务报》馆对读者意见的响应与调整，或许有经济因素的考量，报纸办得越好，自然可以争取越多的读者；不过，读者的各种意见，却正显示了他们对这方“公共空间”如何益臻化境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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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和它的读者之间的关系，是多重样态的。《时务报》这样的传播媒介作为晚清中国的“公共空间”，展现了某些正面的理想样态。读者愿意从经济上支持它的发展，并提供各式各样的讯息，如见讯息有所不足，或是有所阙失，亦屡屡出以具体的行动。在《时务报》这方“公共空间”里，作者与读者间思想观念的互动激荡表现出热络的样态。它的作者，得到某个方面思想养料之启发而动笔为文，读者也会有所回馈。
不过，“公共空间”的理想形态，不可能是广布于中国大地的，它有地域不平衡发展的样态。如汪立元自称在江西竭力推销《时务报》，“抚州而论，自弟等来后，每逢士绅，不惜剀切劝导，数月之间，以1传10，闻有志者亦已不勘，皆欲购看《万国公报》，若知此报胜于《公报》，尤必争先快睹，倘信局肯带来，自不患不立时销尽”。好似《时务报》在此地的发展情势，1片大好。不料因为江西“外郡信局甚少，寄报极难”，所以“士夫僻处乡隅，每以无从购阅为憾，甚至有不知《时务报》之名者。现除吉、赣、9江，外如饶、广及万载各处，均销报寥寥”，（注：《汪立元函（5）、（7）》，《书札》(1)，第1023-1024、1028页。）窘局顿现。大体而言，《时务报》的主要读者群，分布于江、浙、皖、湘、鄂、川等长江流域以及直隶、广东1带，（注：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78页。）这样看来，《时务报》打开的“公共空间”，可能好似只是大戈壁沙漠上的几块小绿洲。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如果《时务报》的畅销，流通广泛，算是“公共空间”扩张的象征，惟究其实际，推动它广泛流传的动力泉源，却是复杂多样。盖士人阅读它的原因，往往在于它可能有助于自己在科举这道“成功的阶梯”里奋力前行。（注：罗志田就描摹了刘大鹏在1896年，为了因应科举而得请人代买有关“新学”书籍的画面。参见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4民社会的解体——1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收入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1-173页。）湖南学政江标说：“报事想日有起色，湘中几致家弦户诵，且试者以之为兔园册，风气开辟1至于此，可喜也”；（注：《江标函（10）》，《书札》(1)，第251页。）浙江孙诒让则说他的家乡会读《时务报》的人，主要还是为了科举：
盖慨时事之危迫，爱玩钦服者10之12，而闻有科举变法之说，假此揣摩为场屋裹挟之册者，10之7人，其真能潜研精讨以究中西治乱、强弱之故者，无1也。今科秋试策题，犹然故辙，所谓10之78者，意兴盖已索然。（注：《孙诒让函（2）》，《书札》(2)，第1472页。）
这样看来，刺激读者进入《时务报》这方“公共空间”的动机，其实与有利于自身于科举之途上“鲤跃龙门”，与谋求个己之“私”，密切相关。“公”、“私”之间缠绕环结的历史样态，实不可能泾渭分明。（注：近来学界对中国历史过程里的“公”、“私”观念之区别与其实践，有热烈的讨论，日本学者沟口雄3尤致力于此，他强调，应从整体历史的文脉里对“公”与“私”这些重要概念词语进行详细的论证（他并企图与日本虽同样使用“公”与“私”这两个汉字，其所蕴涵的意义却大不相同的情境，进行对比），从而展现出独特的文化世界的意义，不详论。参见沟口雄3：《中国の公と私》，东京：研文出版社，1995年。陈弱水则从“公”的观念在整体中国历史的脉络进行探讨，指陈“公”的观念的5大类型。参见陈弱水：《中国历史上“公”的观念及其现代变形——1个类型的与整体的考察》，《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第7期，2003年12月，第87-144页。（他另有相关论旨之作，如《公德观念的初步探讨——历史源流与理论建构》，《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9卷第2期，1997年6月，第39-72页）黄克武对明、清两代中国“公”、“私”观念之意涵，亦有整体之考察检讨。参见黄克武：《从追求正道到认同国族：明末至清末中国公私观念的重整》，收入黄克武、张哲嘉编：《公与私：近代中国个体与群体的重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第59-112页。）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晚清中国“公共空间”的形成，不可能纯粹依循理想。况且，在《时务报》这方“公共空间”里互动激荡的思想观念，往往也是思想观念体系／价值系统之间的冲突，其结果便是对实现“公共空间”理想的伤害。
例如徐勤的《中国除害议》见诸《时务报》后，（注：徐勤：《中国除害议》，《时务报》第42、44、46、48册，影本4。）就让原来帮助《时务报》于南京代售的缪荃孙大发雷霆。他刚与《时务报》馆结账毕，从上海返南京，便见到刊出此文的当期《时务报》，1读之下，显然怒不可遏，认为此文“猖狂无理1至于此！”他批评汪康年“主政上报，意欲何为耶？试问有何益处？恐报之不行，于此可卜”。缪荃孙遂说自己“穷老愁困，不愿与诸公争，然阅者愤愤，必不止荃1人也”。他乃拒绝代售，“寄来亦止有原封退还耳”，（注：《缪荃孙函（103）》，《书札》(3)，第3056页；本函系年为光绪廿3年101月102日；按，据缪荃孙“光绪廿3年101月9日日记”：“与《时务报》馆结帐，还报馆各帐2百10元”。见《艺风老人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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