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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社会地理研究刍议

2013-08-24 01:05

    　　　　1　社会地理学的视角
    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其所著的《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中，有1段文字专论浙江风俗，他将全省101府分为3个区域：“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3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1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接着，他又分析了缙绅与众庶之间的阶级关系，杭、嘉、湖“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金、衢、严、处“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宁、绍、台、温则“闾阎与缙绅相安”。在征引了前揭这段记载后，谭其骧先生认为：“这就是近世西方所谓社会地理学。”（注：谭其骧：《与徐霞客差相同时的杰出的地理学家——王士性》，原载《纪念徐霞客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后收入《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95页。）
    社会地理学(Social Geography)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人文地理学诸分支学科中，社会地理学的起步较晚。20世纪初，法国近代地理学创始人维达尔·白兰士(Vidal de la Blache, 1845—1918)曾提出或然论和人对环境的适应与选择观点，认为：“自然为人类的居住规定了界限，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类对这些条件的反应或适应，则按照他自己的传统的生活方式而不同。”（注：(美)普雷斯顿·詹姆斯(Preston E. James)著：《地理学思想史》第9章《法国和英国的新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7月，第232页。参见：(英)罗伯特·迪金森(Robert E. Dickinson)著《近代地理学创建人》，葛以德、林尔蔚、陈江、包森铭译，葛以德校，商务印书馆，1980年11月，第237—241页；杨吾扬著：《地理学思想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6月，第58—64页。） 这1观点奠定了社会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注：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9月，第132页，“法国地理学史”条；第432—433页，“维达尔·白兰士，P”条。） 国外的社会地理学自20世纪60年代初才开始发展起来，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中的1门新兴学科。中国大陆的社会地理学起步较晚，及至90年代，才随着人文地理学的逐渐恢复而受到关注。沈道齐、张小林指出：“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社会转型加快，社会问题愈加突出地显示出来，人文地理学者在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意识到需要开拓新的领域。于是发展出社会地理学，建立中国社会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与内容体系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出现了较快的发展势头。”（注：沈道齐、张小林：《中国社会地理学综述》，载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上册，群言出版社，1998年5月，第359页。）

    关于社会地理学，以往曾有论著做过1些界定。譬如，英国R. J. 约翰斯顿主编的《人文地理学词典》就指出：社会地理学是对“有关空间中的社会关系以及支撑这些关系的空间结构的研究”（注：柴彦威等译，柴彦威、唐晓峰校，商务印书馆，2004年1月，第653页。）。台湾学者认为：“依地理观点来研究社会现象的学问称为社会地理学。人类的社会生活，各地各有其特质，研究其特质之所以造成的理由，乃至于因区域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性，是社会地理学主要课题。社会生活与人口、聚落、经济、交通乃至于政治、文化等问题相关，故社会地理学内容自与人文地理学内容难分。因此有人认为社会地理学为人文地理学之新名词，但社会地理学之与人文地理学，在研究立场上有别，将人类生活当做社会现象加以研究的倾向而言，前者较后者更强。”（注：石再添：《社会地理学》，载沙学浚主编《地理学》，见《云5社会科学大辞典》第10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第11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列有“社会地理学”条，大陆学者李旭旦认为：“社会地理是人文地理学的1个组成部分，它研究各种不同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分析比较社会类型及其形成过程。社会集团具有不同类型，起源于特定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代表了对不同自然环境的1种反应。”（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9月，第215页。） 李旭旦还指出：早期的社会地理学研究主要包括人口地理、聚落地理与城市地理等方面，除此之外，还研究各种社会集团如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等的地理分布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社会地理学后来的发展侧重于联系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注：1987年金其铭、董新编著的《人文地理学导论》也列有“社会地理学”，基本上承袭了上文的观点。）。李润田主编的《现代人文地理学》1书列有“社会文化地理学”1章，其中有关社会地理研究方面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社区的地理研究；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包括社会关系的区位研究和社会问题的地理研究等)。其中所涉及的社区与环境、社区的中心与边界和社区空间结构及其影响等，实际上的内容即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这已不是当代社会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了。不过，以不同的标准划分出各类社区，以及通过对社区的对比分析，凸显不同社区的独特性，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仍有1定的借鉴作用。目前，人口地理、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等均已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注：日本广岛女子大学助教授堤正信所著《集落の社会地理》(溪水社，1985年3月版)，虽以“社会地理”为名，但实际上研究的就是聚落地理。），社会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集团方面。对此，吴传钧认为，中国社会地理学要“研究社会集团的空间活动，地域性的行为地理，生活水平的研究与犯罪地理学”等。李剑如认为，当代社会地理学是1门“研究社会集团的空间类型、空间结构、空间过程以及各种社会问题及其地域集中性的科学”。沈道齐、张小林认为：社会地理学是1门研究人类活动空间地域特征及其规律的学科，它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探讨中国社会地理学的性质、对象与任务；社区地理研究；社会问题地域集中性的研究（注：参见沈道齐、张小林：《中国社会地理学综述》，载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上册，群言出版社，1998年5月，第362页。）。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社会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与内容体系尚未完全定型。社会地理学有时也被称为社会文化地理学，1般认为，用地理观点来研究社会文化现象的学科，即称为社会文化地理（注：张其昀译：《人生地理学发达史(续)》(《地理杂志》第3卷第4期)，将“文化地理”称为“高深的社会地理”。），这说明社会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注：(英)R. J. 约翰斯顿主编《人文地理学词典》曰：“经历了80年代整个人文科学的‘文化转向’，社会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开始混合为很少有知识连贯性的学科。”(第653页“社会地理学”条)）。社会地理学的出现，为人文地理学增添了活力，扩展了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的1个新兴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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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学界以往对社会地理现象的关注
    历史社会地理在历史地理学中至今尚未占有1席之地（注：有关历史社会地理总体上的理论探讨，主要有：王振忠：《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复旦学报》1991年第1期；吴宏岐、王洪瑞：《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3卷第3期，2004年5月。），但这并不等于说以往就没有学者注意到这方面的内容。人类生活广泛受环境影响，古往今来，有关这方面的观察和记录相当不少。晚清民国时期，不少西方地理学著作被翻译、引进中国，这对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张其昀译有法国白吕纳(Jean Brunhes)的《人生地理学发达史》，自民国108年(1929年)9月起，连载于《地理杂志》第2卷第5期、第6期和第3卷第1期（注：民国109年(1930年)10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有白菱汉著、张其昀译的《人生地理学史》，收入何炳松、刘秉麟主编“社会科学小丛书”。民国2102年(1933年)10月世界书局出版有布鲁诺原著、谌亚达译述的《人文地理学》。此处的“白菱汉”、“布鲁诺”均是“白吕纳”的异译。），“人生地理学”亦即人文地理学。白吕纳是社会地理学奠基人维达尔·白兰士的弟子，根据白吕纳的看法，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各种人类生活，如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等，与自然地理学之各现象之相互的关系”（注：张其昀译：《人生地理学发达史》，载《地理杂志》第2卷第5期，第46页。）。人地关系自古以来就已存在，人地关系论自然成了学界关注的焦点。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理论和研究的中心课题。自然对于人类是主宰？还是影响？抑或是相关？这是人文地理学家分歧的焦点。主宰说者，认为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社会具有绝对的势力，“人者地之产物耳”；影响说者，认为社会活动的演进原因多多，地理因素只是众多原因之1而已。而主张相互关系论者，则认为人类受地理环境的支配，而地理环境亦受人类的影响（注：胡焕庸：《西洋人文地理学晚近之发展》，载《地理杂志》第2卷第3期，民国108年(1929年)5月版。）。白吕纳虔奉其师维达尔·白兰士的地理哲学，他的主要学术思想除了揭示人力足以改变环境的具体观念外，还认为人类之适应环境，其能动性实与其他生物迥然有别。1般生物对于环境的反应完全是机械被动的，而人类对于环境的反应则相当灵活和主动，“人类具有心灵的智慧，其心理因素，亦为决定人地关系的主要条件之1”（注：陈正祥：《现代地理学之观念与方法》7《法国地理学派及其特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81页。）。 中国大学排名
    在西方人文地理学说的影响下（注：晚清时期有3部较有影响的人文地理学译著，即日人牧口常3郎著《人生地理学》(1906年)、世界语言文学研究会编辑部译《最新人生地理学》(1907年)和凌廷辉的《人生地理学》(1909年)。参见：邹振环著《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第210—211页。另参见：郭双林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当时出版的地理学著作，对于人地关系均相当重视。1928年出版的白眉初之《中国人文地理》（注：北平，建设图书馆，民国107年(1928年)102月。）共分3卷，分别为“民族篇”、“民权篇”和“民生篇”。该书关注中国各地的物产盛衰、人类繁耗、民生衣食以及国家强弱等，尤其重视礼俗与民生(如实业、商业等)，对于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类人群均加留意。作者指出：“风俗由于人为，然亦必因其气候、地势之不同，生活程度之不齐，民族性质之开闭，与夫文物之盛衰，而差等生焉。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古来设轩輶之采，以觇列国之风，则礼俗足以代表其民族之文野也，久矣。”除了关注民俗外，该书亦简要概述了汉族的派别(各类人群)，对客家、福老、福州乡民(即俗传的3把刀)、堕民、9姓渔户和畲民等，均有涉及。当时，“社会地理学”的概念已在中国得到介绍，如1933年布鲁诺(白吕纳)原著、谌亚达译述的《人文地理学》中，即有两处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地理学”的丰富内涵。
    张其昀除了译介白吕纳的著作外，自己也有不少相关的著述。如《江浙2省人文地理之比较》1文（注：《地理杂志》第2卷第5期。），对于浙江宁波商人和江苏洞庭商帮等皆有论述。民国3106年(1947年)，张其昀出版《中国人地关系概论》1书，全书分4章，分别为“平原地带”、“丘陵地带”、“高原地带”和“高山地带”。该书“以中国之地势为经，气候、水利、人口、资源、实业、交通、都市、民族、国防等项为纬，就本国地理之基本智(知)识作系统之说明”（注：张其昀著：《中国人地关系概论》，“史地丛刊”，该书为当时的教育部委托国立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编辑，大东书局，民国3106年(1947年)2月。）。其中，对于各地人群与地理环境之关系多所关注，如曰：“徽州茶叶品质最优，徽州6邑，地狭人稠，即在丰年，米粮仅敷3月之食，幸赖茶叶所得，以为挹注。徽州茶商散布全国，有‘无徽不成镇’之语。”（注：《中国人地关系概论》第1章《丘陵地带》，第23—24页。）又如，“海滨之民习于波涛，帆影足迹交于南北两洋，宁波商人其代表也”（注：《中国人地关系概论》第1章《丘陵地带》，第25页。）。张其昀对于人地关系的描述方法，与王士性对浙江的分析可谓1脉相承(只是在更大的范围上广而言之)。至于更细致的研究，早在民国107年(1928年)和2105年(1936年)，张其昀就分别出版《本国地理》两种计5册，后于1957年稍加删节，总名之曰《中国区域志》甲、乙2编。其中，有不少内容与社会地理相关。张其昀认为：“区域地理(Regional geography)乃治地理学之正轨也。《礼·王制》篇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5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此虽陈言，而卓然为1天然区域(National region)之定义。”（注：《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5辑，1958年1月，第62页。）“天然区域”是《中国区域志》的核心概念，根据他的定义：“大凡地理环境相同之处，其生活状况亦必大同小异，若此之地，谓之天然区域。”（注：《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第62页。）在接受西方地理学理论的同时，张其昀也努力发掘人文地理学的本土资源，进1步详细阐述了“天然区域”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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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形与气候，为环境之2大要素。先知1地之地形气候，则于其地之风土人情，思过半矣。盖水道之缓急，视乎地形而定；水量之大小，视乎气候而定；而农田之肥瘠，又视乎水利而定。草木之生长，与气候有关；矿产之采掘，与地质有关；而职业之分布，又与物产之分布有关。贸易之盛衰，系乎水陆之交通；人烟之疏密，系乎富源之厚薄；而水陆转输，货物集散之点，又必有都会之兴起焉。凡大都会皆有其经济之基础，交通之孔道，街市之面目，风俗之流衍；而其所以致此者，皆有自然之趋势，可以往复推寻者也。由此观之，地理事实非偶然者也，非孤立者也，有相互之作用焉，有合理之解释与明晰之系统焉。不特须知其然，而且须求其所以然，且惟能见其所以然，故于当然之事实，亦觉豁然贯通，见之愈为明切。是以欲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地理，必须认明天然区域，而不当囿于省界。（注：《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第62页。）
    《中国区域志》1书，不囿于省界，而根据地形、气候、物产、人口、语言、交通、风俗和历史等种种要素，“参伍稽考，分析综合”，将中国分为黄河3角洲、大湖区域、大江3角洲、东南沿海区、珠江3角洲、岭南山地、海南岛、云贵高原、西南3大峡谷区、4川盆地、秦岭汉水区、陕甘盆地、黄河上流区、山西高原、海河流域、东北2大半岛、关东草原、白山黑水区、塞北草原、外蒙高原、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和西藏高原2103个“天然区域”。在“导言”中，张其昀就以安徽省为例，说明“天然区域”及其内部的诸多要素。他认为安徽省的天然区域，明显可分为3区：北部属于淮水流域，中部属于大江流域，东南1小部分，属于浙江上流的徽港流域。地形、水利、气候各不相同，生计亦迥然有异，如“安徽之东南部，山多田少，生计艰难，故壮者多行役4方，徽州商人，到处有之”。他并且认为，“徽州之徽港，与浙江之婺港、衢港，同为浙水之上源，分隶2省，非通论也。吾人研究地理，要当注意天然形势，应分则分，应合则合，观其会通，而明其大纲，庶不至有重复割裂之烦，与源委不清之弊也！”（注：《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第63页。）揆诸实际，皖南的徽州与浙江的淳安等地，不仅同属新安江流域，而且人群、方言和建筑等均大同小异，可见张其昀的说法的确颇有见地。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中国区域志》1书，非常注意各“天然区域”内的“富源”和“民生”及其“风俗”。所谓富源，主要是指各地的物产，譬如“徽州6县，山多田少，即在丰年，米粮亦仅敷3月之食，幸赖茶叶之所得以为挹注。徽茶为徽州出产之王，徽州各县几至无家无茶园茶场，1至立夏(5月6日)，家家筹备摘茶，总计茶户、茶工、茶商、茶贩，徽州人民之生计，有10分之9与茶业有关。我国绿茶品质以徽州婺源县为最优，红茶以徽州祁门县为最优。婺源北乡鄣山茶，香味沁人心脾，尤为名贵。上海出口绿茶，箱上大字多标名‘鄣山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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