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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价值选择的启示_现当代文学毕业论(2)

2013-05-06 01:56
导读:其二,启蒙与 政治 审美化的不同路径。中国现代文学因是处于历史大变动时期,无疑渗透着浓浓的 政治 文化因素。文学与 政治 的关系因之而凸现出来。

    其二,启蒙与政治审美化的不同路径。中国现代文学因是处于历史大变动时期,无疑渗透着浓浓的政治文化因素。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因之而凸现出来。从价值的选择看,现代作家作品中选择的是或将政治性内容审美化,或将审美性因素政治化两种取向。前者以鲁迅、茅盾、巴金为代表,将启蒙政治予以审美化,如鲁迅的《呐喊》、茅盾《子夜》、巴金《寒夜》,都从社会问题入手,从生活、感性、语言、现象赋予艺术生命;后者以创造社、前期“左翼”为代表,从审美浪漫主义转化为革命浪漫蒂克,从文学革命转为革命文学,走的是价值选择政治化的道路,虽给现代文学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但也不失现代性文学道路的另一种探索。

    其三,文学价值选择是中国人在进入现代社会后的精神世界的感性显现。创作与欣赏,作为作者和读者的一种精神实践,内在地包含了人的目的性与价值选择。文学的价值实现过程也充满非常复杂的现象,它既反映着文学价值实现的取向、程度,也体现着社会价值取向、精神追求的特征。每一次的文学价值观念、价值创造和价值体系的重建,都发生在社会和文学的重要历史转型期,都与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变化密切相关,都是对文学主导发展方向的价值探讨与引导。在新文学发展历程中,其价值选择和价值重建始终不曾停止。这个过程中,有时相对“统一”,有时“杂乱无章”,有时相对平静,有时冲突激烈、流派林立。对于作家而言,有的是一以贯之(如鲁迅),有的是与时渐进,有的是前后相左(如胡适)。但总起来看,中国新文学形成了两大文学价值主导系统,即以肩负历史和民族责任、追求文学参与历史过程因而突出文学对国民群体的精神重建的文学价值系统,与以追求个体生命价值和个性自由因而追求文学超越意义的文学价值系统。

    中国现代文学价值选择现象,在不同时空中有不同的形态、内涵、要素和结构模式,从时间维度来看,存在前后矛盾甚至相悖的现象;从空间维度来看,出现过同一历史阶段激烈的价值冲突和对峙现象。两大文学价值系统在不同时期或者冲突对峙,或者相互交织,特别是在不同时期的嬗变,构成了复杂的文学价值现象。现代以来这种文学价值系统格局的生成,既有时代现实需要作为选择依据,同时又与传统的文学价值体系一脉相承。

    从现实选择来说,一方面,现代文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文学的价值取向主要被现实的社会历史价值的追求所左右,文学不得不在参与历史进程中体现自身价值意义,这是文学追求社会功能和历史价值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文学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它要获得其独立价值,必须也必然在重视文学特性的前提下,关心人的生命过程和生命意义,表达情感和抚慰心灵,这是追求生命意义和艺术特性的文学价值系统生成的主要原因。

    从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说,特别是在“五四”时期,在文学价值选择的表层,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姿态,以西方文化和文学观念为思想武器,但是在文学价值体系深层,则有着与传统割不断的联系,中国文化精神在根本上决定对外来思想的选择和实践的向度。这就是说,中国现代形成并在后来延续嬗变的两大文学价值系统,有其必然性,而其造成的理论上的思维定势至今还在发生影响。

    进入新世纪,两大文学价值系统在新的时空下得以延续、丰富和深化,特别是在张扬个体生命价值和文学独立自由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体验生命过程,追求心灵自由,强化情感表达,建构精神家园等,可以说是对曾被抑制的这一文学价值取向的历史性补偿。但是,这一文学的价值选择取向,在达到一定发展程度后,在一部分作家那里,并没有走向与另一价值取向的相互激荡和推进,而是借助于当代世俗化社会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和非理性主义精神又走向了另一极端,由从缺失的 “补救”到极度地扩张,从合理的生命张扬到无限度的欲望释放,无序与失范状态日益突出。这在一些当下文学作品中表现为:在关于历史与个人的关系中,进入相对主义、个人主义的历史叙事,由对“宏大叙事”的颠覆导致对历史客观性与真实性的质疑;当人本意识成为文学价值追求的新的逻辑起点,文学回到了对人的生命过程的艺术解释后,也出现了在人的问题上价值失范的现象,特别是关于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关系,表面上的丰富感性实际是缺乏理性约束的欲望放纵;完全否定终极理想和价值预设,消遣游戏观念与媚俗现象并存;回避社会现实问题与责任感淡化,被动地迎合读者,从而出现价值的错位和迷失。等等。从“现代”经验看当下“ 文情”,既有重蹈20世纪价值选择中借助于社会条件偏向一隅、走向一端的覆辙的可能,也有在新时期文学繁荣基础上进一步嬗变、转型发展的基础。其现象的多样复杂,冲突的激烈,作家面临的精神痛苦、迷惘和艰难选择,都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乐观地看,或许正处在突破和超越的前夜,有可能在对峙、交锋、冲突中走向整合与融通。这将是又一次历史性的嬗变和价值。

    我们认为价值评价、价值标准、价值目标、价值取向等文学价值问题,需要借助于价值哲学,从价值论入手探讨。现代文学所提供的经验,是对现代以来两大文学价值系统在新的时空条件下的延续、丰富、深化以及进一步地对峙、冲突和极端化,而冲突的基本趋势是追求个体生命价值和文学独立自由倾向日益走向无序与失范。我们能否走出千年形成、百年延续的循环圆圈和对立封闭的价值结构模式,立足中国现实,融合东西文化,重新整合文学价值理论资源,在吸收古今中外文学经验的基础上,应对电子信息时代的冲击,以人为价值主体,建构和谐、开放而不再是二元对立的文学价值系统,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价值重建问题。我们认为其有益的启示意义主要是:

    第一,从文学与人的价值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看价值融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从宏观说,文学发展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文学以人为价值主体和轴心,向外,追求人与世界(社会、自然)的“效应”关系,包括形象而具体地感悟、认识、理解世界,引入介入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并确立自己在其中的价值意义;向内,寻求精神的平衡和心灵的安顿,通过文学表达或激发自己的感情,满足精神需要,体验生命,健全人格,合理地生存。这两种最本元的文学价值追求的延展和嬗变,是构成两大文学价值主导倾向的根源。从价值重构的角度看,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立人”与“立国”的关系。在近代,梁启超面对羹沸蜩螗的国事,呼吁用小说来改良群治,并启蒙大众。他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14梁启超实际上摭取了“立人”与“立国”的价值观,只不过是这种价值观与思想文化变革联系在一起。在文学价值选择中,不仅如何“立人”与“立国”的双向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而且对“立人”本身如何理解与如何进行艺术表现也是重要的价值重建课题。立国必先立人,是鲁迅为代表的那一代文学家的理想和信念,是他们从事文学活动的主要动机。但是,围绕“立人”展开的文学价值取向上出现过许多分歧,引起将“立人”与“立国”联系起来与游离或对立起来而产生的不同冲突。文学如何处理立人与立国、建设精神家园与介入历史过程,始终是文学价值重建的重要问题。鉴于文学活动具有自由的精神创造活动等特性,文学价值体系的具体形态将会是复杂的,它不仅介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体系,也能对社会的情感系统、人的精神家园的建构发挥特殊作用,对社会的信仰体系、对人的诚信理念的建设发挥积极作用。从文学审美特性着眼,联系中国近代以来人文精神中不断强化入世层面而缺少超越层面的现象,文学以自身的特质介入社会价值体系,弥补主要靠政治上的共同目标和阶级的共同意志来统一人们思想所带来的不足,开辟和建构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的空间;确立以人为价值主体的文学观,消除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整合融通两大文学价值系统,寻求价值内涵的普遍认同与价值结构的科学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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