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价值选择的启示_现当代文学毕业论(3)

第二，真、善、美是价值的基本范畴，同时也是文化的基本范畴，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文学是有鲜明的思想性的艺术，是包涵较为鲜明的真、善、美的内容的，是对人的知、情、意都可发挥作用的艺术形式。因此，文学价值的选择，不能回避真、善、美及其相互关系。中国传统文学价值观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真、善、美本身及其在文化价值系统中的结构、位置的理解存在偏差。“浓于伦理而淡于宗教”的文化特性，使文学中的伦理道德的价值即善的目的性被格外突出，而遮蔽了真与美；而当它被推向极端之后，又会转向对所谓“纯美”的追求。现代文学史上有成就的作家，大多注重人生与人心之真，将“善”向人性深处推进，又使佳境与笔墨达臻完美。“五四”时期，冰心、王统照、许地山、叶圣陶都写有“真 ”、“善”、“美”兼具的问题小说。鲁迅、许钦文、蹇先艾、鲁彦等寓居京城，但魂系乡土，以爱美与求善排遣现实中人性的苦闷。林语堂的小说将人文主义与基督教精神相绾结，突出基督教人性“善”的一面，肯定人的真实价值。他说：“短篇小说之主旨在于描写人性，一针见血，或加深读者对人生之了解，或唤起人类之恻隐心，爱，同情心，而予读者以愉快之感。”15沈从文在战乱年代目睹了城市人文明的退化与人格的萎缩，把价值选择定位于人的美好和和谐的乡村世界。以《边城》为代表的一批作品，正是实践了他的文学价值追求：“我们得承认，一个好的文学作品，照例会使人得在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我说的‘向善'，这个词的意思，并不属于社会道德一方面‘做好人'的理想，我指的是这个：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16孙犁在抗日背景下写的《荷花淀》，战争与人性善这两者并不冲突，正是战争中人性善的存在才显现了战争的残酷性与毁灭性，从而揭示了战争的真谛。今天，在一部分作品存在着以假乱真、以丑为美、以恶为善的现象时，重新认识真、善、美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重建文学价值系统的重要课题。从价值选择去看，最大的自由是合规律性、合完善性的艺术实践，是真、善、美的合目的性的统一，最终目的是使人获得更多的自由。

    第三，认识对文学“需要”进行价值论分析的必要性。人对文学的需要是构成价值关系的重要方面，需要的复杂导致价值取向的复杂，研究“ 需要”是揭示文学价值迷失与混乱的重要切入点。当前文学的复杂现象，归根结底是因为人们对文学的多种多样的“需要”而产生的，从一般道理来说，什么作品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读者的需要，什么作品就会被接受，就有发行量，就显出它的更大的价值。但正是这种“常识”，掩盖了一个实质问题，就是，“需要”本身是有层次与合理与否的区别的，是有价值取向的。文学满足人的需要，当然是多方面的、各种各样的，但是，它有一个总的取向，就是在整体上有利于人更好地生活和全面地发展，有利于人类共同的进步。实际上，“需要并非天然合理，主体需要有健康的、有益的需要与不健康的、有害的需要之分。满足健康的需要，是有价值的；满足不健康的需要，只能产生负价值。”17坚持主体需要的客观社会性是唯物主义价值观的关键所在。对主体需要最大的误解，莫过于把主体需要混同于主体欲求。人的需要本身并不取决于人的意识，也不取决于人的生理和心理感受，而取决于人的社会本性，取决于个人在生产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取决于人的客观生活条件。不能把主体需要同其在意识中的反映（欲望、幻想、情欲、兴趣、动机、目的）混同起来。文学有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理想、愿望的功能，也有陶冶情操、净化不合理的欲望的义务。文学价值重建如果不能在“需要”层面作出理性分析，而一味地把满足人的无限的欲望当作“满足精神需要”，只能加深价值混乱而无益于价值系统建设。对需要也有一个评价问题即衡量需要的价值高低的问题。主体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是以主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这种需要的出现并不是纯粹主观愿望，而是社会发展促进和激发了个体的新的需要，或者说是受社会客观条件所制约，从根本上说是由历史决定的。而把主体的需要看作纯粹个人随心所欲的主观愿望，则必然导致脱离历史环境进行文学价值评价，引起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矛盾冲突。从主体归属说，“需要”有个体、阶级、群体、民族、人类等不同层次。每个从事文学活动的人都是一个主体，每个主体都有一套价值坐标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体的需要就是价值评价的内在尺度。当然，主体归属意识具有复杂性，个人、民族、阶级、人类等不同层面会存在主体意识相互交织现象；同时，主体归属意识并不一定直接决定文学价值蕴涵。在一定程度上，文学的价值属性是否具有普遍性、人类相通性，与主体归属意识有关系，但这不应同时导致另外一个简单的结论，认为越是超越时空具体性的文学作品就越有价值，或者离开个体、民族、阶级的主体归属而只从“人类”主体意识出发的文学创作才具有人类性和永恒价值属性。不加区别地谈论“主体”，把具体的主

    体（或个人的、或阶级的、或群体的、或民族的）需要说成普遍的（抽象的）人的需要，是常常引起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价分歧的重要原因。

    第四，文学价值系统的建构过程，并不是要寻求一个绝对“完满”的“唯一正确”的模式，而是一个不断地对价值导向的选择过程；一个国家在一个特定时代，尤其是在价值多样化的时代，需要建构较为科学的相对稳定的主导文学价值观念系统。文学价值选择应以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为价值中枢，一方面文学要适应社会的要求，另一方面文学要保持自己的独立特性。以闻一多的心路历程为例，从《死水》、《红烛》到《诗言志辨》到《最后一次讲演》，可谓从诗人学者到“民主斗士”，既是作为个体，又同社会潮流与文学主潮合拍的人生进取和文学进取，作为包涵文学价值和精神世界丰富的作家，他最终用鲜血完成的旅程比作品更动人、更显示其独立的价值。文学不能被动地顺应潮流，而应主动地介入生活，在保持独立特性的前提下重建价值体系，构成文学与历史、与人的新的价值关系，在宏观上形成合理的文学价值结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