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转型与新文学的两种思潮(4)
2013-05-14 02:14
导读：的第一 部小说，他是用文言文写的，写得是激情昂扬，完全不像后来冷峻的鲁迅。斯巴达是古 希腊一个城邦，这个城邦的公民讲究尚武精神，非常狂热，
的第一 部小说，他是用文言文写的，写得是激情昂扬，完全不像后来冷峻的鲁迅。斯巴达是古 希腊一个城邦，这个城邦的公民讲究尚武精神，非常狂热，他们为了一个信念，一种国 家主义的观，常常表现出热血沸腾、甘愿牺牲。当时强大的波斯国来侵犯，斯巴达 300壮士随国王出去打仗，结果都战死了。其中有2个人，因为患眼病去治疗，得以免死 。他们两人意见分歧，一个带着奴隶重返战场，结果也战死了。另一个不愿意去死，就 回到家里，可是自己的妻子正在与情人约会，——据说斯巴达城邦规定女性可以自 己找情人，也可以与情人生孩子，都是允许的。这大约是斯巴达的男人比较容易牺牲的 缘故，但后来欧洲的女权主义者把斯巴达的女性理想化了——这时，那位女权主义先驱 者堵在家门口，不让丈夫进去，她说：人家都死了，你回家来干嘛?这个人嗫嚅地回答 ：我爱你呀。妻子听了就更加生气了，说：你如果真的爱我，就赶快去死吧，否则我去 死。于是那女人就用刀自己抹脖子自杀了。这个逃回来的丈夫羞愧之下又重返希腊军队 ，终于在一场击退波斯国的大战役中也牺牲了。但是，当希腊人正议论要给他立烈士碑 的时候，他妻子原先的那个情人出现了，说出了自己的情人以死激励丈夫的情景，于是 希腊人为那位逃兵的妻子立了碑，这个叫作阿里司托戴莫斯(Aristotle，鲁迅译作阿里 士多德摩)的人还是白死了。不过他也没有白死，许多著作都记载了这件事，他仍 然名垂不朽。后来有个《斯巴达三百壮士》，内容有点不一样。但斯巴达精神一直 流传，形成西方古希腊的一个传统。虽然斯巴达是个小国，但斯巴达精神到今天为止还 在被人传说，被人们记着。这种精神就是一种狂热的、偏执的、爱国的、自我牺牲的精 神。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从资料中发现，关于斯巴达城邦及其精神的主要依据都来自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 传》里的《吕库古传》，吕库古是斯巴达律法的制定者，普鲁塔克很欣赏他，此人是个 铁腕人物，他在斯巴达取消货币、取消对外贸易、提倡朴素的生活，将男女分住，还办 集体食堂等等，推广原始的军事共产主义的道德原则，使城邦一度变得很强大。后来的 学者公认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受了斯巴达的影响。柏拉图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都是反 对雅典城邦的体制，有贵族倾向，而通常贵族政治与专制制度有相通的地方。 至于鲁迅的《斯巴达之魂》故事，主要依据的是希罗多德的《历史》，关于这个阿里司 托戴莫斯有这么两段记载：一段是说阿里司托戴莫斯回到家乡后受到非议和蔑视，以致 没有一个斯巴达人愿意把火给他，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说话，大家称他为“懦夫”，结 果他在普拉塔伊阿的战斗中洗清了所蒙受的一切污名；另一段记载是说：战后希腊人评 功的时候，有人提出阿里司托戴莫斯虽然最勇敢，但他是因为受到责备后抱着一死的愿 望去杀敌的，这不算真正的英雄，于是没有得到光荣的表彰，但
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 那是别人嫉妒他才这么说的(注：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0 1年版，第557、654页。)。但是很奇怪，所有的蓝本里都没有那个阿里司托戴莫斯的妻 子，也没有那个在旁边目睹现场的情人，不知是鲁迅编出来的，还是当时在日本为其他 通俗小说作者所编。其实这个烈女并不可爱，那情人更加可鄙，为这样的男女树碑立传 不像鲁迅一贯的风格。所以鲁迅后来读了感到脸红。
不过可以肯定，鲁迅对斯巴达精神是倾心喜欢的。鲁迅后来写的小说里一直有这种斯 巴达精神的成分，比如《铸剑》，就是强调了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这样一种精神。这种 精神，我觉得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骨子里是有的。中国过去有武侠传统，有墨家传统，而 且往往是知识分子继承的这些东西，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为了对朋友的承诺，宁愿 牺牲自己，毫无眷恋。有人称为“儒侠”，既是儒，又是侠，平时饱读史书，一旦国家 有难，也能挺身而出，从汉代的张良到清代的曾国藩，都有这种记载。中国知识分子当 时学习西方成为思潮，在中西大交融的过程中，很多知识分子都感到眼花缭乱，一到西 方觉得那么多好东西，喜欢什么就拿什么。而鲁迅恰恰相反，在他的最初的拿来主义里 面，找到了古希腊的源头，他从这样一种欧洲最古老的狂热的精神传统中，寻找到了一 种与中国传统相契合的东西。这也可以说是无意的，因为后来连鲁迅自己也把它掩盖起 来；但又仿佛是有意为之的，是一个潜在的、必然的、不能小觊的思潮，这个思潮包括 后来中国的激进主义思潮、左翼思潮，一路发展下来。这种精神其实也贯穿在新运 动中的知识分子的追求、奋斗和可歌可泣的牺牲中，那是一种为了一个信念可以自我牺 牲的，带有狂热的、偏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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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的感情要比鲁迅更加深沉且持久。
周作人对于狂热吸收营养的思潮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写过一篇文章叫 《北大的支路》，他赞扬北大敢于做人家不做的事情，譬如开多种课程等，接下来 他就说：“近年来大家喜欢谈什么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我不知两者是不是根本上有什 么差异，也不知道西方文化是不是用简单的三两句话就包括得下的，但我总以为只根据 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的未免有点笼统，普通称为文明之源的希腊我想似乎不能不予以 一瞥，况且他的自有独特的价值，据臆见说来他的思想更有与中国很相接近的 地方，总值得萤雪十载去钻研他的，我可以担保。”(注：周作人：《北大的支路》， 《苦竹杂记》，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12页。)这段话我觉得他讲得非常之好，他后面 还讲到了中国人应该注意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等等，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对英美文化霸 权的抵抗(注：王友贵：《家周作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页。)。 不过那个时候要说英美文化霸权还嫌早了一些，当时别说法国德国，就连日本文化对我 们来说大约也算得上是一霸。当时霸权也有多元性，不像近几年的中术界，一些名 流学者只会跟着几个美国教授的观点走。但周作人对古希腊的文化的研究是贯穿其一生 的，因为他真切地认为，欧洲文化的源头在古希腊，要吸取西方文化营养首先就应该从 根子上来研究和学习。有的研究者指出，周作人对中国文化深层的东西失望太多，于是 希望从域外文明中多引进未有的东西，并导之以人道的精神(注：参见孙郁《鲁迅与周 作人》，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4页。)。这种从根本上了解西方文化的态度， 是当时一些严肃的知识分子都意识到的，茅盾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茅盾没有读过大学 ，也没有出过国，但他是懂一点的，他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后，就觉得自己的知识不 够。当时他就决心要学西方文化，要从源头学起，从古希腊学起，茅盾早期还编写过古 希腊神话的著作(注：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中有这样记载：“ 在当时，大家有这样的想法：既要借鉴于西洋，就必须穷本溯源，不能尝一脔而辄止。 我从前治中国文学，就曾穷本溯源一番过来，现在既把线装书束之高阁了，转而借鉴于 欧洲，自当从希腊、罗马文学开始，横贯十九世纪，世纪末。……这就是我从事于 希腊神话、北欧神话之研究的原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页。)。周作 人一生都研究古希腊文化，到晚年80多岁了，还完成一部文学巨著《卢奇安对话集》的 翻译，说这是他最愉快的工作。其实卢奇安不是古希腊时代人，他是公元2世纪古罗马 时期的叙利亚人，但他用希腊文，以讽刺的喜剧笔法改写希腊神话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