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研究科学方法的反思_现当代文学毕业论

【内容提要】
              一 

    现代文学研究对于所谓科学方法的追求早已成为不言而喻的目标。这甚至被认为是现代文学研究区别于传统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文学研究中科学方法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以及文学研究中科学方法是否有自己适当的范围的问题实际上并未得到很好解决。新时期以来对西方文学研究新方法的广泛吸收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对中国现代以来文学研究中的所谓科学方法的反思势在必行。

    有关“现代”（modern）的话语来自西方。因此，要讨论现代文学研究科学方法的问题，也应当从西方文学研究说起。按照韦勒克在《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的概念》和《文学研究中现实主义的概念》两文中的说法，西方现代文学思想的发生，始于19世纪初德国施莱格尔的《戏剧艺术与文学讲演录》、史达尔夫人的《论德意志》、歌德的《谈话录》，以及英国柯勒律治的《文学传记》、华滋华斯《〈抒情歌谣集〉1800版序言》和雪莱的《诗辩》等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论文。在这些文论中，对于文学的理解从对客观世界的模仿再现转移到对主观思想情感的表现。这实际上预示着现代文学研究主体性的开始。而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的发生，则是从现实主义开始的，包括法国作家尚夫勒里1857年出版的《现实主义》论文集，以及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和左拉的《戏剧上的自然主义》等，而且左拉该文算得上现实主义方法的一个典范描写：“自然主义意味着回到自然；科学家们决定从物体和现象出发，以实验为工作的基础，通过分析进行工作，这时候他们的手法便意味着自然主义。相应地在文学方面，自然主义是回到自然和人；它是直接的观察、精确的剖解、对存在事物的接受和描写。”①概括地说，这种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基本特征也就是实证的方法，而这正是现代文学研究科学方法的开始。

    此外，韦勒克在他的《近代文学批评史》一书中还提到，法国批评家圣伯夫是科学批评的创建者。这主要是因为圣伯夫的思想深受孔德实证论的影响，着重于对文学现象背后的相关因素的考察，主张文学批评的任务就在于发掘和研究有关文学家、文学史的种种确实的、可以实证的事实。圣伯夫还在他评论泰勒《英国文学史》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了文学研究应该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我们这些主张在文学中应用自然科学方法的人，按照各自的局限，来应用这个方法；我们这些同一门科学的工作者和服务者，都在争取使这门科学尽可能的准确，因此就让我们继续拒绝那些模糊概念、空泛言词的诱惑，观察、学习和检验那些以不同理由而著称的作品所具有的各种情况，以及天才所表现的无限变化的形式。”②除圣伯夫外，西方19世纪文学研究中自觉追求科学方法的代表人物大多都集中在法国，其中最重要的有泰勒和左拉。泰勒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历史学家，著有《拉?封丹和他的寓言诗》、《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等。其中特别有影响的是他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提出著名的“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论。泰勒确信这些要素之间有着某种逻辑上的因果关联，而且人是可以发现和揭示这些关联的。这正是对于文学的一种实证研究。所以，泰勒在西方批评史上实际上有两大贡献，一是他是某种社会学文学论的创建者，二是他也是实证的文学研究方法较为自觉的实践者。左拉与泰勒大体上是同时代人。但也许由于时代风气使然，左拉在追求所谓科学批评方面比泰勒走得更远。左拉的批评著作最重要的有《戏剧上的自然主义》、《实验小说》。左拉在《实验小说》中把小说比作医学，并借此表达了一种追求“科学真理的严密性”的理想。左拉试图证明：如果实验方法可以获致物质生活的知识，它也应当获致感情生活和智力生活的知识。这只是同一道路上的程度问题，这条道路从化学通向生理学，接着又从生理学通向人类学，通向社会学。实验小说就是目标。正是抱着这样的理想，左拉把文学看作是一种类似实验报告之类的东西。上述西方文论对于所谓科学性的追求，反映出近代以来的一种倾向。西方现代以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为标志的所谓科学方法，不过是在上述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的产物。

              二 

    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是印象式的评点方法，也有考据和注释的方法。前者可以说是典型的传统人文主义方法，后者则具有科学方法的某些特征。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从传统的印象式的评点方法发展为现代的科学的批评方法，是一个值得特别加以关注和讨论的问题。大致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科学方法是受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影响的结果。大约在16世纪，中国学者开始把英文“science”翻译成汉语中的“格物致知”，简称“格致”。直到1885年，康有为在翻译介绍日本文献时，才首先把“科学”一词引入中国③。而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科学的研究方法的自觉始于梁启超和王国维。

    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观点。他认为，小说之所以可以影响人和支配人，在于有“熏”、“浸”、“刺”、“提”四种力。他还认为，“此四力者，可以卢牟一世，亭毒群伦，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文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能兼其四，则为文圣。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梁启超于是得出结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的这些论点不仅从现代社会发展的角度对小说提出了要求，而且较为深刻触及到小说艺术的基本特征，大大提升了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直接推动了现代小说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所论述的四种力连同其境界说，立足于对读者审美心理的分析，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阐说了小说艺术魅力的深刻根源。其理论形态已明显有异于传统文论惯常的感受、思维和表达方式，而偏向于理性的推论与演绎”，因而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从古代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