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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边界相对固定的研究对象的“中国现代文学”,本是不包括以文言和格律为主要形式特征的旧体诗的。因为我们过去长期把“现代”有意无意理解为与传统的决裂或“告别”(注:关于这一问题,严家炎先生有系列文章进行剖析辨别,可参见严家炎《五四的误读》,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6月版。),所以“现代文学”基本上等于“新文学”,一切跟“旧”沾亲带故的文本,便都理所当然地被拒斥于“现代”的大门之外。
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时性进展过程中,旧体诗事实上一直没有断绝,而且也没有将要断绝的迹象。不但旧文人在写,新文学作家也写;科学家在写,政治家也写;旧军阀和新军人也写,而且还有一代又一代的年青人在写。甚至到了新诗已经降生将近100年的今天, 我们依然无法断定在全中国是写新诗的人多还是写旧体诗的人多。特别是到了现在的网络时代,旧体诗天上掉馅饼一般获得了一个五四以来的空前自由的创作空间。旧体诗爱好者可以在网上互相交流切磋,旧体诗不再是仅仅属于老干部歌功颂德的专利品了[1]。 尽管迄今为止现代文学的文学史没有把旧体诗列为研究的对象,但是它的存在、延续和影响已经是不可动摇的事实。因此,已经开始有现代文学史的写作者尝试着要把旧体诗列入其内。既然我们能够宽容通俗小说进入现代文学史(注: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的最重要变化即是在每个十年都专门开列了通俗文学一章。)程光炜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 2000年)也专设两章讲授通俗文学。),那么把旧体诗也写进来,似乎应该是合乎同一逻辑的。这一逻辑就是,不再把现代文学仅仅等同于新文学,而是理解为在现代性进程中所发生的文学。在这个同步的进程中,旧体诗不仅仅成为现代文学的传统文化资源之一,旧体诗自身也受到新文学和新时代的影响而发生着演进变化。随便举个例子,就不难证实这一点:
10年之间,主流文坛对它不鼓励、不理睬、不批判,任其自生自灭,可见其“无关大局”。新中国文艺的领导者对新文学的动向明察秋毫,而对旧体诗却不置可否。用一个现在时髦的词儿,真是“吊诡”。陈思和先生所著的当代文学史中格外突出了“民间写作”,其实主要突出的是带有对抗主流色彩的作品。而真正跟主流保持“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姿态的,恐怕还是旧体诗。连政治家写作旧体诗,都保持着“民间”的自觉。以毛泽东的特殊身份,其旧体诗作虽然得以在《诗刊》上发表,但他仍然公开表示不号召青年写作旧体诗[3]。新文学作家写作旧体诗属于个人爱好,他们没有结社行为和引人注目的艺术上的交流切磋,所以,也没有流派。勉强可以说是流派的,就是我所命名的“老干部体”,或者叫“新台阁体”。而这一所谓流派恰好是旧体诗水平最差的。我曾经摹仿“老干部体”写过两首七律[4]:
七律·仿台阁体作国庆感怀二首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一)
金风送爽景宜人,国庆佳节喜降临。
白发相逢同祝酒,红颜欢聚畅谈心。
江南塞北传捷报,海角天涯唱赞音。
万马奔腾齐踊跃,一轮红日照良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