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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的“因缘”因素:以张爱玲为例_现当

2013-05-09 18:12

【内容提要】
因缘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张爱玲等人的因缘写作,一是源于因缘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二是源于明清小说对世俗化因缘的描绘。文化心理的变动制约着现代作家的因缘写作。因缘在现代作家笔下具有多种含义,其叙事格局也有摆脱佛教影响的倾向。就因缘叙述所具备的现代特性而言,启蒙作家是完成的现代性,张爱玲等人是未完成的现代性,是一种融合有传统的现代性。
 
【关键词】 现代文学;因缘;文化心理;佛学;现代性

因缘是一种宿命论,是明清小说经常表现的一个主题。但是,在现代,它并没有因为受到新文学的逼压而消失。原因在于:一方面,通俗作家延续着古典小说的传统;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文学里的因缘叙述有其自身的价值。它超越了明清小说,体现出时代意义,换言之,因缘“老树发新枝”。下文将从作家、作家的因缘心理、因缘书写等三个方面对现代文学中的“因缘”因素展开论述。

一、因缘:现代作家不曾遗弃的老话题

张爱玲散文《爱》只有短短的三百余字,韵味却悠长。如果拿掉最后一段,这篇短文仍然完整,而且主题似乎更为多义。首先,这是一个人生悲剧,主角的人生起点看起来不错,后来的她却一直走厄运。她人生不幸的另一个理由是,在少年时期,她有过一个十分不起眼的爱情故事。事实上,要把它称之为爱情故事十分勉强,但对她来说,它已经是全部。她把这一点光当作全部人生的亮点,这衬托出她人生的暗淡。其次,就女性主义者看来,这是一个女性悲剧,她是传统社会里中国女性不幸的一个缩影。张爱玲对该故事的解读不是女性主义的,她走的是中国人熟悉的一条老路:缘。在芸芸众生中,他为什么就是她要见的人?在无限的时间中,她凭什么碰巧见着他了?这一切皆有因缘。张爱玲对故事的阐释在强化主题的同时,其弊端是掩盖了故事的其他所指;不过,它所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作家的注解暴露了她对爱情、人生的真实看法,它有助于读者直指作家的本意。

循着因缘去看张爱玲,就能发现她的小说有不少痴男怨女,他们中间的故事有不少被张爱玲纳入因缘的范围。《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与范柳原一开始很难说有情缘、姻缘,尽管七妹宝络的相亲使得他们有了相识、相知的机会。离婚回到娘家的自流苏很难以在白公馆立足,她得抓住青春的尾巴把自己嫁掉,范柳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后者仅满足于玩,这又是白流苏所不希望的。他们在香港玩“太极推手”,结局却是他们结婚了。原因很简单:“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在小说的结尾,张爱玲再一次落入自己的圈套:“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将凡俗叙事与因缘结合在一起,常常是张爱玲的拿手好戏。这一点,台湾学者林柏燕也认识到了,并基本上对张爱玲持否定态度。陈炳良《有关张爱玲论著知见目录》曾概述其观点:“他指出张氏的男女世界只有丑恶,同时‘时代感’显得薄弱。他认为首先‘她的题材意识往往不脱‘醒世姻缘’的窠臼‘。”“他”指的是林柏燕,这里所说的题材可能是主题,也有可能是指张氏小说的题材跟《醒世姻缘传》多有类似。无论是哪一种意思,显然,林氏意识到张爱玲在处理男女爱情、婚姻题材时常常有一种倾向,即把发生的事实归之于因缘。可怜女孩、白流苏的命运就不是人力能够争取到的,而是由难以言传的非人力所决定。不过,林氏的批评显然褊狭,因为他的落脚点是“时代感”、“大题材”。毫无疑问,他站在“宏大叙事”的立场上来看张爱玲,这难免会忽视张爱玲的民间性、日常性,更何况她小说中的因缘含义已超越古代小说因缘书写的佛教范围,具有时代特性。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现代文学中的因缘主题还可以在鸳鸯蝴蝶派小说中见到。这一派小说家多以叙述才子佳人的故事见长,在敷衍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时作家多从因缘角度来思考,如吴双热的《孽怨镜》、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瘦鸥的《秋海棠》、程瞻庐的《唐祝文周四杰传》等。在通俗的消闲文学之外,笃信佛学的丰子恺在散文集《缘缘堂随笔》中多次阐发因缘。他的“因缘”不只局限在姻缘方面,如在《儿女》一文中说:“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由此能说明,因缘在现代文学里是一个并不少见的主题。而且,不同类型的作家对其均有所涉猎。除与古典小说颇有渊源的鸳鸯蝴蝶派、张爱玲之外,认同佛教的雅文学家,如丰子恺、许地山也以自己的方式叙述因缘。而启蒙作家则在因缘书写中否定因缘,如鲁迅在小说《长明灯》中将佛教包括因缘在内的迷信思想当作中国的传统大加挞伐。这种复杂局面源自现代文学的状况,从文学发展史看,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一次彻底革命,但俗文学延续着传统,在雅文学中,文化背景不同的作家对因缘的看法有差异,这使得他们就同一问题的创作所表现出的面貌大相径庭。总之,由于社会变动、文学变革,作家的文化身份并不像往昔那么单一,因缘在现代文学中则呈现多义态势。
就目前对因缘的研究来看,它还没有引起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有学者在论述中国文学与佛学的关系时对因缘也略有涉及,但总体而言,这些相关论述有不少缺憾。从表面上看,他忽略了现代文学俗的那一个支流而只重视雅的文学,换一句话说,他只看到现代文学的主流。由“五四”所确立起来的新文学传统是建立在民主、科学基础上的,它承担着启蒙与民族解放的任务;正因为雅文学大体上是启蒙的文学,而因缘说是一种宿命论,所以,因缘观在雅文学中相对较少。新文学家大都带着时代的眼光来看佛教,对佛学做合理的扬弃,用上引学者的话说:“新文学作家毕竟是站在自己的时代所积累的资料,本时代人所关心的热门话题,本时代所出现的普泛的社会情绪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因而,他们习佛、谈佛就不可避免的体现着本时代的特色。”鲁迅对佛教文化的态度在新文学家中有典型性,有学者说:“鲁迅不仅以佛教思想中一些有益的东西为武器,用来批判封建儒家文化,也不仅试图通过运用佛教净化人的道德的方法、方式,来为完成改造国民性的任务服务;在鲁迅那儿,更具意义的是,他还从佛教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精神养料,这种汲取对鲁迅的人格形成是很重要的。”许多作家可能不及鲁迅深远,但时代精神的确是一种过滤器,能为作家所用的佛学思想,作家以它来塑造自己、国民;在无名氏和周作人看来,佛学还可以用来建构中国现代新文化体系。反之,如果佛学思想不吻合现代精神,作家就对它予以嘲讽、批判。这其中以施蛰存的影响最大,有人以为施蛰存的佛教题材小说“揭穿佛教文化中的某些神秘性”。譬如他在分析《塔的灵应》时,就认为塔的灵验源于一系列事实的巧合,它们戳穿了佛教因缘观的神秘面纱,因缘遭到质疑、调侃。可见,有背于时代的因缘确实难以为启蒙作家所用;另一方面,从启蒙的批判立场看,因缘作为反面“教材”,在对传统否定的领域,作家的实践也相对不多。不能否认的是,在雅文学中,也有少量笃信佛教的作家如许地山、丰子恺、废名等,难以归人启蒙作家行列。从《命命鸟》来看,许地山对因缘的思考超越了那个时代,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不甚重要,他关注的是世间苦,最终他以宗教情怀来包容一切。由上文的分析可知,佛学因缘说不普遍被新文学家看好、不常进入作家的写作范围,这使得一些学者对现代文学里因缘因素的研究有所忽略。因为包括张爱玲在内的俗文学家偏爱因缘,而他们恰恰位于研究的盲点上。鸳鸯蝴蝶派乃至张爱玲都与五四以来文学的启蒙精神不吻合或者有着不一致性,他们或演绎通俗故事,或本着内心的真实描述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