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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的“因缘”因素:以张爱玲为例_现当(3)

2013-05-09 18:12
对俗文学家与佛学因缘观的结缘途径,人们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学者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里注意到雅文学家与佛学的渊源,在他看来,佛学精神渗入到现代文学有四种途径:家学与生活环境的熏染,近代维新派大师的直接师承,古典文学情趣的浸润,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如果顾及现代文学的全部,以上所说只能是看似全面;要是将张爱玲等人的创作也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她的佛学思想之来源是该专著所论无法容纳的。首先,近代维新派大师的直接师承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要去除,张爱玲跟维新派大师没有多大联系,至于日本传统文化,她所知可能不多,对欧美文化她倒是接触比较多。再看家学与局部环境的影响,就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来看,在张爱玲的生活环境包括家庭、亲戚、地域中,佛教氛围都不是特别的浓郁。最后看古典文学情趣,他所言的古典文学偏重晚明性灵派文学。但是,就现在所知,张爱玲对晚明小品的兴趣并不浓厚。张爱玲与佛学另有渊源,这已在上文有了比较透彻的论述。在现实生活中,因缘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心理结构,从文学的发展看,与因缘发生关系的明清小说是一个源头,这两股力量作用于张爱玲等人,从而使因缘在现代文学中续写过去的辉煌。就该学者对雅文学家的分析来看,所论是准确的,如他认为许地山、丰子恺在佛学方面有很深造诣。鉴于此,笔者以为,他们对因缘的把握就不止停留在相对肤浅的因缘心理上,如小说《命命鸟》所营造的佛教氛围、所流露的佛学思想堪称专业水准,可见,他们的相关写作直通佛教。再如施蛰存的因缘叙述,他以为,一方面是西学在起作用,同时,佛学精神也是一种必要的启示。以西学观照佛学,佛学中的因缘被质疑、遭解构。
由上文能看出,现代时期的因缘心理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因缘所能容纳,它至少可以归为三类。一是传统的,二是启蒙作家的,如鲁迅、施蛰存等作家彻底否定因缘说。鲁迅等人通常有深厚的学识,如鲁迅在精研佛教的同时还熟知中国人的因缘观念,但他推许现代文化,因缘作为现代的反面处于被否定的范围。换言之,因缘被消解了,支配作家相关叙述的是反因缘心理。再就是,在一个急遽变动的时代,人们的文化心理必定会产生波动,由此而来的因缘心理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如张爱玲等通俗作家,尽管他们与传统的因缘观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随着现代文化的广泛传播,因缘心理也在变动中。毫无疑问,第三种因缘心理最能符合新旧交替中的中国社会,文学对它的书写也最能体现当时的文化嬗变。

三、现代背景下展开的因缘叙述

如上文所论,中国人的因缘观是一种宿命论,与佛教密切相关,人世间的一切是天定或神明确定,如《醒世姻缘传》里的三世恶姻缘、《红楼梦》里的金玉良缘。在鸳鸯蝴蝶派小说如《唐祝文周四杰传》里,天赐姻缘是一条人际关系准则。但是,由于西学东渐,科学思想在中国广为流传,这也就意味着因缘的宿命色彩、佛教内涵不再是铁板一块,故而在现代小说里,因缘的文化意义是多种多样的。张爱玲小说《怨女》里的银娣, 对自己的婚姻很不满意,对丈夫的弟弟倒是有情,而对方也有意玩弄她。有一次,她在寺庙的佛像前,他来了,于是,他们在佛面前调情,她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因为今天在佛爷跟前,我晓得今生没缘,结个来世的缘吧。”银娣所说的“缘”是本义,符合“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逻辑。鸳鸯蝴蝶派小说如《代人受过》等、许地山《命命鸟》、丰子恺散文中所涉及的因缘,也是原义,但许地山、丰子恺等对佛学思想的思考更为深刻。张爱玲本人未必认同银娣的“缘”,再看她的散文《爱》或小说《倾城之恋》,这两处都暴露了她对因缘的真实看法。在《倾城之恋》,作为作家的张爱玲没有将自己隐藏在幕后,尤其在对自流苏跟范柳原姻缘的评价上,她直接跳出来,对它指手画脚。到底是谁要成全自流苏从而发动战争?是天意,还是不可理喻的世界?胡寄尘《抄袭的爱情》是一个很有趣的短篇小说,命运中好像有一股引力把爱情男女牵引在一起;缘可能是命,当然,缘也有可能是一种并不具有宗教意义的碰巧。在这两处,天意只是一种可能,可见,在他们对因缘的界定中,宿命的成分在减少。小说《半生缘》从《十八春》改写过来,根据张爱玲的好朋友宋淇说:“《半生缘》这书名是爱玲考虑了许久才决定采用的。……《半生缘》俗气得多,可是容易为读者所接受。”这一段话里说她拟了不少书名,最终确定用“半生缘”,它尽管俗,但中国读者喜欢。其实,张爱玲也应该喜欢。在《半生缘》,因缘既不是宿命的,也不是半宿命的,佛教意义上的因缘几乎只剩下一个外壳,它里面装的是新东西。譬如在世钧跟曼桢之间,缘分就在于他们都对对方一见倾心,这是一种难以说清的契合状态,这就叫有缘。由于世钧在第一次看见曼桢时就喜欢她,所以,他用心接近她;而她不但不躲避,而且还靠上去。因此,他们的缘分从实质上讲就是一种好感,也正是这种奇妙的心理而非天力促使他们互相吸引;但如果不细究,缘分似乎还是佛所赐,其实,它基本跟佛无关。《塔的灵应》讲述了一个显灵的故事,如果放生池中的水沸腾,佛塔必定倒塌。显然,这二者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真有因果,那也是另有因缘。行脚僧因怀恨往池中倒生石灰,池水沸腾,两小孩抓促织搬掉部分塔基从而导致塔坍塌。所以,所谓因缘,似乎只不过是人为。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这两件事恰巧同时进行?难道真有因缘在作怪?以施蛰存的学养、对佛学的态度,他应该另有用意。单就因缘而言,一方面,小说剖析了佛教所谓的因缘是怎么来的;另一方面, 从行文语气看,小说在肯定必然性的因果关系的同时,并不排除世界上还有并无必然性的联系,它们看似神秘,其实纯粹是不带有任何宗教色彩的巧合。因此,施蛰存的独特性在于,他以科学理性完成对因缘的反动,其精神是启蒙的。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从上文所论能看出,现代文学里因缘的文化内涵十分复杂。就作家而言,张爱玲的因缘写作最有多样性,因此,下文仍主要以她为例进行论述。张氏小说中因缘的多义性,表明她感受到传统的心理结构在西学的冲击下已经有所松动,即宗教的神秘性受到科学的压挤;而在施蛰存那里,文化心理则产生突变。这里所说施的心理有巨大的变化,并不是说他反佛教文化,而是说他能够站在现代的立场上审视佛教,从而使宿命的因缘心理产生逆变。尽管张氏对“五四”的启蒙理想颇有微词,这可能源于作为时代女性的母亲让她失望,所以,她对“五四”知识分子的精英化并无认同感;但就她所受的教育、所处的时代而言,她不可能不持有科学观念,这是她部分地消解因缘神秘性甚至将它拉下神坛的根本原因。因此,现代文学的因缘内涵已具有时代特色,它切实地传递了民族文化心理变化的信息, 体现时代精神向文学的渗透;而因缘原有的文化意义则在不同程度上遭到消解,其神秘面纱被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