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的“因缘”因素:以张爱玲为例_现当(4)
2013-05-09 18:12
导读：毫无疑问,一些作家在不同程度上消解了因缘的神秘性,所以,对因缘的书写往往会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的格局。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专注于世俗叙事而很少进
毫无疑问,一些作家在不同程度上消解了因缘的神秘性,所以,对因缘的书写往往会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的格局。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专注于世俗叙事而很少进入宗教层面,小说展示的是一种脱胎于宗教而又少有宗教意味的因缘观。叙事格局的变化在明清有过一次。此前,文学关涉因缘大体上是宣传,所以,说经故事就是世俗化经书。事关因缘的明清小说走出怪圈,获得文学独立的品格,佛学因缘说是民族心理,是作家看人生、世界的哲学; 因此,在多数作品,因缘往往成为一条暗线,但它的文化意蕴没有改变。在张爱玲的部分小说,甚至包括鸳鸯蝴蝶派不少作品如《啼笑因缘》、《脚之爱情》等在内,世俗化叙事得以进一步加强,因缘的宗教色彩被淡化。在《茉莉香片》,言家与冯家是远亲,前者是生意人家,后者为累代贵族,言子夜在给冯家几个女孩补课时跟冯碧落一见倾心。这大约类似《半生缘》里世钧与曼桢之间的心电感应,由于难以解释,中国人往往将它归结为因缘,以为是看不见的命运之手在操控的缘故。张爱玲也将它视为因缘,在言家提亲遭到拒绝后,小说有这么一句话:“那绝对不能够是偶然的机缘,因为既已经提过亲,双方都要避嫌了。”但是,这一对男女没有切断联系。有人说:“在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中,缘可以分为两类:缘分与机缘。前者是一种长期之缘,后者是一种短暂之缘。”这两种缘都是因缘。在小说中,言子夜与冯碧落有长期之缘,可是他们有情缘而无姻缘。冯家以言家不是诗书礼乐之家为由笑拒,而言子夜、冯碧落则在暗中缠绵。碧落求子夜托人到父母面前疏通, 但子夜年轻气盛,不肯屈尊;子夜出国
留学,希望碧落一同出走,可碧落没有勇气;此恨绵绵,碧落与他人婚后早逝,言教授活得似乎也难尽人意。从有情缘到无姻缘再到情思不尽,《茉莉香片》中不见明清小说的“如来佛”之手,取而代之的是巧合、是人事,这是一种地道的尘世书写。如果说《茉莉香片》叙述了一个良缘未成的故事,那么,在《金锁记》基础上改写的《怨女》则讲述一个孽缘竟成的故事。《怨女》之所以事关孽缘,在于银娣与二公子的婚姻完全是一次人钱交易,后来的事实也说明这完全是一场恶姻缘。她的姻缘始于功利,又在情欲与利欲的逼压之下,这使得她与丈夫的结合成为一次冤家聚首。叙述中对因缘宗教性的规避使得男女故事有了现代内核,支撑其小说的不只有现代乱世背景、都市日常生活,一种既旧又新的生活逻辑往往起重要作用,这也是张爱玲等人的小说有别于明清小说的关键所在之一。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因缘叙述并未脱尽佛教意味,如银娣在佛面前的表白。事实上,如果完全剔除佛学底蕴,那因缘就没有存在的支柱,那它可能就是反因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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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因缘写作能折射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换言之,现代性是介入现代小说因缘书写的第三股力量。有人在《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一文里,从“意象化空间:场所与地域”、“新传奇”两个方面论述她创作的现代意义。如在前一个方面,作者说:“张爱玲就这样,在对‘内室’、公寓和街道等意味不同的场所的描述中,意象化地呈现出一个参差不均地分布着‘传统’与‘现代’各种因素的地域空间——‘半新旧’的社会生活的一个景观。”因缘含义就像中国的空间,也处于新旧杂陈的状态。从叙事格局来看,在对因缘的操作中她尽量从人事方面进入,逐渐摆脱佛教的无边法力;最能体现张爱玲现代性特点的是,她对社会上人的负面“缘起”有所批判,其中,最为她所不满的是门当户对的婚姻观。读《茉莉香片》,笔者首先把聂介臣看作张爱玲的父亲,聂传庆是她的弟弟,《茉莉香片》跟她幼年时代不幸的家庭生活应该有着密切联系。不只言子夜与冯碧落是门第观念的受害者,聂传庆才是最大受害者。碧落嫁到聂家是清醒的牺牲,而聂传庆呢?“屏风上又添上一只鸟,打死他也不能飞下屏风去。他跟着他父亲二十年,已经给制造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残废,即使给了他自由,他也跑不了。” 这是张爱玲为弟弟写的最好一段文字,当然也包括像弟弟一样的牺牲品。另外,在她的许多小说里,人物一律是不挣扎的,而且,她对他们的人生态度不置可否。由于《茉莉香片》带有传记性质,这可能触动了作家的伤痛,因此,她对聂传庆的同情十分真切,对子夜的负气与碧落的顺从在理解的基础上给予一定程度的批判。以上所说的人力是姻缘有无的关键因素之一,建立在聂传庆人生悲剧基础上的、对人的因素所做的批判加强了因缘的现实意义,这是她对“五四”人的解放的继承,当然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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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因缘内涵能看出,张爱玲的现代性是在传统中融入现代性因素,它有别于“五四”的启蒙思潮。后者以启蒙的眼光来看当时的中国,往往强调一种斗争性,即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将它称之为“人生的飞扬”。而她喜欢人生安稳的一面,以为这种安稳有一定的永恒意味,但仍在流动中,它不时会被破坏一次。由此能说明,在张爱玲所说“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东西在滋长中”的时代,她并不热衷再现壮烈的斗争,而是倾向于描述通俗的日常生活。这种生活是沉静的,但又是变动的,它往往不刻意追逐时代的新因素,可现代性会找上门来。言子夜与冯碧落的因缘始于几个女孩子的求学,这就是现代性成分,它打破日常的平静,以至子夜与碧落的爱情成为门第观念与自由恋爱冲突的焦点。但是,她无意于飞扬人生的写作,她也承认除曹七巧外,她的作品里没有彻底的人生。所以,子夜与碧落的新只有一半,没有完成。对上述两种现代性,有学者认为:“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鲁迅与张爱玲代表了现代性的两种不同的话语方式。”鲁迅是“启蒙现代性”,他从理想出发对现实的黑暗进行否定;张爱玲是“日常现代性”,日常生活具有开放性,它提供复杂的意义空间。正是因为生活具有日常性、通俗性,所以,宿命的因缘观才会进入她的创作视野;而在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作家那里,它要么被拒绝,要么就被当作不好的东西加以痛斥。如在《阿Q正传》,阿Q先后从王胡、“假洋鬼子”那里受辱,气愤不过,看见小尼姑,他说:“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了你!”在阿Q看来,尼姑是不祥的,他的晦气是由尼姑造成的。从不祥的尼姑到阿Q的晦气,这其中无必然联系,显然,这是一种错误的因缘心理在作祟。他的愚昧为鲁迅批判的内容之一,换言之,中国人缘的心理在鲁迅否定的范围之内。无疑,就宿命的因缘而言,如果说鲁迅是完成的现代性,那么,张爱玲就是未完成的现代性。她不完全否定日常生活中的因缘,也如实描述现代性因素。这种因缘是她对身边的生活以及对生活感受的记述,具有十分丰富的含义,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种独特形式。李欧梵先生在评价张爱玲的现代性时有类似见解,认为她“基本上是反现代性的”,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反现代性”指的是反“五四”启蒙思潮;接着他又说:“然而张的‘反法’和其他作家不同:她并没有完全把现代和传统对立(这是五四的意识形态),而仍然把传统‘现代化’——这是一个极复杂的艺术过程。”这种观点可以涵盖张爱玲甚至部分鸳鸯蝴蝶派小说家的因缘叙述。由此能看出,即便在主流文学之外,作为一个古老的词汇,因缘在现代也焕发出一种新的活力,展现出与时代同步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