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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的“因缘”因素:以张爱玲为例_现当(2)

2013-05-09 18:12 生活。在他们的小说中,因缘常操纵情节的发展、决定着人物的命运,但他们又不是单纯地重复古典文学。因此,关于因缘,研究的重点应该是俗文学。

二、因缘心理溯源及其现代流变

一部分现代作家之所以重缘,在于他们成长在中国文化圈内,而中华民族是一个讲究缘分的民族。台湾有学者指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缘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日常生活中,在世俗传说中,缘是各种人际关系的最方便的解释。……传统中国人这种将各种人际关系都解释成缘的态度,可以称为‘ 泛缘主义’。”显然,这个传统延伸到了现代与当今,换言之,自古及今,中国人的内心藏着一个“缘”字。它是中国人阐释人际关系的基础,如丰子恺在《大账簿》中说:“我仿佛看见一册大账簿,簿中记载着宇宙世界上的一切物类事变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因因果果。自原子之细以至天体之巨,自微生虫的行动以至混沌的大劫,无不详细记载其来由、经过与结果,没有万一的遗漏。”代代相传的“因缘”思想类似于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不过,他认为集体无意识“是指遗传形成的某种心理气质”。因缘不能归属到遗传的范围,中国人是在后天环境里不断地被熏染才接受这一理论的, 因此,“缘”的心理是一种“集体意识”。但是,它有时似乎处于无意识状态,不受意识的控制,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脱口而出:“缘分!”这里不打算对“ 缘”究竟是什么意识做过多纠缠,但因缘对中国文学的作用确实与荣格集体无意识的功能相似。他认为集体无意识可以外化为作品或者说有时候创作过程是集体无意识活跃的过程,中国人普遍信仰的“缘”,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也有这种功效。余斌在《张爱玲传》里提到,《爱》的故事是胡兰成讲给张爱玲听的,如果这是真的, 那她就有双重身份:读者与作者。从她听故事到构思再到表述,“缘”极有可能处于中心地位,至少在构思和表述阶段就是如此。由此可见,民族心理对她创作的制约非常明显,“缘”的意识在《爱》的创作中处于积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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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因缘心理跟佛教有关,“缘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一种命定或前定的人际关系。”所谓命定也就是天定,古代中国人信仰“天道”。天定如何演变为缘的?显然,这是佛教传人中国才有的结果。因缘是佛教的一个核心教义,它强调“缘法”,即世间万物是相互转化的,有因即有果。这种因缘观跟中国人的“天道”观有很大差异,天道观强调一切天定,而因缘果报论则认为人的善或恶行会影响乃至决定他的未来。大约是佛教为了在中国求得生存、发展的缘故,具体在什么时候已很难确定,天命论被佛教接受,成为佛学的因缘观之一;换一句话说,中国人所说的因缘常常就是人看不见的“天”力所为。所谓前定,可能也包含命定,但范围更为宽广。譬如因缘果报,人做善、恶事,一定会有报应,神明是裁判并最终来确定赏罚。因果报应在佛教有三种方式:前生业,今世报;现世报;三生业报,总之,人的所作所为都会在后来有回应。由上文所论可知,中国人的因缘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当时外来佛教相融合的产物。从哲学角度看,因缘说是一种宿命论,尽管它不忽视人为,但天或神明还是处于核心地位。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可能是因缘说的一个通俗而又经典的注解,人为可能是因,但起决定作用的因是天、佛,在它们的掌控下才有人世间的果。

肇始于佛教的因缘说成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它是佛教徒以及相关文人不懈宣传才有的结果。以文学宣扬佛学始于六朝,有人说:“六朝以来,志怪小说中一部分‘释氏辅教之书’,专门宣传佛教徒因果报应的说教,竭力宣传佛教经典、佛像的神奇作用。”到了唐代,涉及佛学因缘说的小说已经不少,如唐前期的小说集《冥报记》、《纪闻》中有很多宣扬佛法、昭示因缘果报的故事。在宋、元时期,除文人小说外,话本中有专门“说经”的“小说”,对此,有学者说:“它是通过敷衍佛教经典以及与此相关人物的故事,使之形象化、文学化,以达到弘扬、宣传佛理的目的。”这一类小说对佛学大众化、通俗化的作用是巨大的。说书与其他方式一起促使佛学在古代中国人的内心沉淀下来,从而使佛教因缘观念成为中华民族一种稳定的心理结构。

明清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同时,佛学思想也随处可见。不过,与佛学思想有关的小说创作显然已不再将宣传作为主要功能,因为佛教文化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小说里因缘的彰显大抵出于佛教文化心理。除《西游记》外,《红楼梦》有着浓厚的佛教意味, 贾宝玉跟薛宝钗、林黛玉之间的金玉良缘、木石前盟是小说的中心;有的小说还直接取名为“某某缘”,如《醒世姻缘传》、《再生缘》、《镜花缘》等。从以上一系列小说能看出,中国人的因缘心理制约着明清小说的创作走向。这一股势头延续到现代,因缘对鸳鸯蝴蝶派、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鸳鸯蝴蝶派作家、张爱玲等人的因缘写作还得益于文学自身的传承。鸳鸯蝴蝶派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余波。在古代,小说不是文学的正宗,小说是游戏、是消遣,鸳鸯蝴蝶派的不少小说家也是本着这个目的写小说的。巧得很,张爱玲是一位与鸳鸯蝴蝶派有着密切关系的作家:一、她多次在文章里谈到这一派小说,甚至不讳言自己偏爱张恨水的小说;二、她的进入文坛跟周瘦鹃有关,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就发表在他主编的杂志《紫罗兰》上,从此,张爱玲横空出世;三、她还把近代小说《海上花列传》由吴方言翻译为国语。张爱玲还喜欢明清小说,在《天才梦》里,她说《西游记》是她小时候的课外读物;在《论写作》, 她提到第一次看《红楼梦》时她才八岁;另外,她多次在散文里提及如《醒世姻缘传》等明清期间的长篇小说。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张爱玲与鸳鸯蝴蝶派的关系,并不是说张爱玲属于鸳鸯蝴蝶派,而是说她的小说与这一派的小说有着共性,她的小说也有媚俗的特点,供大众娱乐是她创作的目的之一,这跟中国“小说”的传统一致。重视明清小说对张爱玲的影响,并不 是说中国古典小说是她小说艺术的唯一渊源。她能够用英语写作,西方小说她也读了很多;但与中国古典小说相比,这一因素是次要的、非决定性的。因为明清小说陪伴她成长,这对她创作个性的塑造、文化观念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总之,与明清小说有密切关系的鸳鸯蝴蝶派、张爱玲,肯定能感受到明清小说中因缘的普遍性存在,这对他们的创作在无形或有形中能起到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