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的文化渊源与学理反思_现当代文学毕

【内容提要】
      
    五四新文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存在深刻的渊源关系，中国文化中的人文传统与革新精神是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资源，五四新人的文化根底与生活经历折射出传统与现代的双面人格，新旧文论轻审美重教化的相同取向则体现了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的文学诉求，五四的文化博奕表明“传统”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性的存在。

    进入新世纪后，尽管文论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对现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进行整体审视与系统总结，反思百年文论的发展历程仍然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我们注意到现有研究关注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受世纪初西方文化思潮影响，却较少看到中国现当代文论与传统文化的联系；重视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锐意进取的革命精神，却很少论及这些代表人物多元文化学养的知识背景。因为有这样的缺陷，现当代文艺理论发展进程描述的完整性受到了影响。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文化传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嗣后文化发展新趋势之间的关系，以真实地展示现当代中国文论发展的轴线。

    一

    一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外部，是借助于域外文化的推动，一段时间里“刺激——反应”成为新文化运动成因的权威解释。且不论按照赛义德的理论，此种由西方文化具有先天优越性观念切入的论断，其学术立场存在颇多问题1，即从新文化运动赖以发生并产生巨大影响的实际情形看，这种论断也显得过于简单化。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国门被打开，异域文化的渗透是事实，爿：确实起到了催化中国内部变革力量的作用。但以今天的眼光看，20世纪初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水平是有限的，文化霸权尚未确立，对别国思想文化的操控远未达到经济与思想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所达到的程度；同样的，中国当时的对外开放也是初步的与浅层次的，西方文化无法像列强的兵舰在中国横行一样轻而易举地完成对中国文化空间的占领。诚然，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有较多亲炙域外文化的机会，但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大多数人都是本土知识分子，对国门外世界知之甚少，他们之能接受新文化运动的革新号召，参与到这场催生了一个新的中国的变革运动，除了强烈地感受到鸦片战争后国家不断受到列强欺凌面临的危亡情势，认识到一个自以为强盛的帝国其实已经偏离了正在经历现代化的外部世界而外，我觉得也同中国文化中求进步、求发展的一贯传统有关。

    学术界已经注意到在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中也一样潜藏着变革动能与变革趋势。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在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肇因时认为，西方文化的冲击确是近现代中国文化变革的重要原因，但并非惟一原因，他指出：“远在近代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前，传统中的异端有时也爆发为激烈的偶像破坏运动，继明代程朱陆王的争论之后，潘用微痛斥孔庙两庑都是一群僧道，并说孔子不得明师，所以其学说15年、10年才能进一步。这种大胆破坏的言论在当时曾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这不正是钱玄同在今古文之争的问题上采取的‘一齐撕破'的办法吗。清初颜元也同样是一位最有破坏力的思想家；他不但反程朱陆王，同时也反训诂考证，他不但痛恨书本知识，同时也鄙薄知识分子。不过由于当时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并未全面解体，又没有外来文化的挑战，因此这一类反传统的思想才得不到充分发展的机会罢了。康有为、章炳麟的反传统思想虽然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然而其思想的主要成分则无疑是从清代学术中逐步演变出来的……章炳麟推崇荀子，其原即可以上溯至戴震、钱大昕诸人。乾嘉时代的考证大师们并不是人人都有意要倡导一种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思想运动，但是他们研究所及竟不期然地给未来的新思想运动创造了条件。戴震‘以理杀人'之说，在近代首先是由章炳麟发现的，到了‘五四'时代更自然而然地和‘吃人礼教'的口号合流了。五四运动自另有其中国传统的根源，决不是西方文化的挑战这一点可以完全解释得清楚的。”2如果我们承认变革进取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那么，说新文化运动抛弃传统便不能令人信服。在我看来，蕴藏在传统中的自强不息的精神，适足以成为五四新人从事社会革新运动的思想支持。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思想资源是人道主义。但人道的要求并非西方人的专利，在有人生活的地方，就会有自由、平等、博爱的要求。在一个以礼乐之邦自豪的国度里，人道主义可以说是遭受封建压迫的中国人生生不己追求的目标。陈明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道主义》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系统 ”，该书认为，中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潮有许多相通的原则，“但它们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形而上学背景却有差异”，“这种差异，使二者在文化形态上区分开来，价值上互补而不可相互替代。”3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论述中国自有其人道主义思想传统时，作者发表了这样一个对本文作者极具支持的观点，即，反对某些学者“ 以殖民地心态将我们自身五千年的文化传统视之为一种阶段上滞后的文化形态而加以批判贬抑。”4

    总起来看，儒家的人道理想突出表现在对“仁”的倡导上。“仁”有双重含义：一，爱人，仁者爱人，孔子主张为人处世应当时时以己度人，即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着重解析了人性的特征，认为决定人性的基本方面是人的理性和道德之性。在《告子》一章中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有外铄，我固有之也。”这种对人性的广泛的肯定性的张扬，不仅为后来表现人性的文学艺术提供了理论的依据，而且也有机地包容于新文化运动的文学理想中。抨击封建主义的兽性，激发人皆有之的善性，是五四文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仁”的另一个内容是维护统治秩序，即所谓克己复礼，由此衍生出一整套政治的、道德的行为规范，目的在于对人的思想与行动进行操控。在孟子人性观中，便有“寡欲”的说教。孟子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上》），就是要克制人的感性的需求，去追求符合封建政治伦理的精神的”崇高”。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专制统治者总是强调孔孟仁学中的这一个方面，从而形成对人性的禁锢。“发乎情，止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