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的文化渊源与学理反思_现当代文学毕(2)

    从文学方面讲，改良与革命也同样体现了中国文学发展自身的要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所言“八事”，大多是古人认同的道理。例如：关于言之有物胡适强调的是情感与思想，而文学与情感、思想的关系正是中国古代文论经常性的话题；至于不摹仿古人，则更是一部分古代文论家始终坚持的主张，宋代江西诗派以文字、议论、才学为诗，以“无一字无来历”夸耀，漠视文学的情感性，曾受到严羽等人的严厉批评；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及清中叶后的学唐、学宋取向都曾受到当时人们的尖锐攻讦。抑情与扬情、复古与反复古的争论，成为贯彻中国古代文论史的一条主线。再如，萧统以“踵事增华”、“变本加厉”，涵盖文学发展的历程，叶燮以 “因创沿革”概括文学发展的规律，文学进化之理，在《原诗》中已经阐发得相当清楚了。倒是胡适偏重于形式进化的观点反不如古人能够揭示出文学发展的真谛。从“击壤之歌”到诗经、楚辞，岂止是形式的进化，在我看来更是内容的丰富与扩张。

    陈独秀倡言文学革命，并力陈“革命”一词“革故更新”之外来意，但深通中国文化的陈氏应当知道，“革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一个名字，而《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也早已超出了王朝轮替的意涵。这里，“天”可以理解为自然与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应乎人”则是对人的进步要求的积极反应。文中“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从下文对中国文学史进程的描述看，无疑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一种涵盖并据以为作者尽情发挥的基础。特别应当指出的是，陈氏的三大主张，如果撇开“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这些新词汇，那么，其“平易抒情”、“新鲜立诚”及“明了通俗”的文学主张，亦都耦合于那些对文学的特点颇有些见识的古人的意见。总观此文，陈氏特别反对者不过是前后七子与桐城派之归方刘姚而已。形式上，他认为，贵族文学以藻饰为务，失平民文学之独立自尊；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写实文学抒情写实之旨；山林文学，深晦艰涩，失社会文学裨补时阙的务实品格。从内容上讲，此类文学 “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从陈氏的反对与肯定的情形看，他批判载道的文学观，反对代圣贤立言的文学，并非要作家艺术家们固守审美的纯粹，一味在审美的世界里寻求自性的快适，而是要关心宇宙、人生、社会，即另立一种“道”统，让新文学载之前行。这一点，其实在陈氏的这篇檄文性质的宣言中已经表达得相当清楚。他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 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这样一分析，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不过是重复了梁启超“欲新政治，必新文学”的旧论。

    二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资源的分析可以直接昭示这场文学革命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话，那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参与者的人生轨迹、人格范型的爬梳更能在一个深刻的层面上确证新文化运动与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大多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来自于他们永不枯竭的才情与奋不顾身的涉世情怀，彰显的依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人格范型。文化学养与功底构成这些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环节，也是他们受人尊重具有较高社会号召力的前提。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后来的研究者对五四新人与旧文化的这种复杂关系未能作较深入的分析。人们怎能如此“粗心”地忽略这些文坛新人早年与旧文化日夕浸润，濡染甚深的经历，漠视他们后来不同程度地涉足旧学问研究的事实？

    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原是一名前清的秀才，在封建科场中还曾有过一段短暂的辉煌。他的扎实的古代文化功底是无人可以置喙的，正是因为有此功底，当他退出新文化运动的前哨阵地，极不甘心地避居到四川江津石场屋的一座老宅的时候，能够效法前人的除了那貌似矜持心实戚戚的隐者行止外，还可以在一个最需要旧式学问功力的领域（文字学）展示自己不俗的学养与才情。

    同样地，当胡适垄断话语权的努力归于失败，失去了对新文化运动发展方向的操控，后者不断加快其与政治革命结缘的进程，失望恼怒之余，便索性与旧日同盟者告别，一头钻进浩如烟海的古籍，兴趣盎然地做起了“整理国故”的工作。

    如果胡、陈“勋业不终”，不足为训，那么，公认始终坚持了新文化运动进步立场的鲁迅，早年在三味书屋的文化启蒙，难道不也是他后来能够写出匕首与投枪式的文化论文，用以抵挡明枪与暗箭，终身得益的一段经历？他从魏晋士人那里学得了鄙视官场、笑傲江湖的文化精神，也学得了魏晋士人宁愿玉碎、不为瓦全的刚烈。作者欣喜地看到，随着研究的深入，近年人们也已开始注意五四新人与旧文化的联系。束景南、姚诚的《激烈的“猛士”与冲淡的“名士”——鲁迅与周作人对吴越文化精神的不同承传》一文便较深入地论析了两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线人物与传统文化的承传关系。在谈到鲁迅时文章首先将其与吴越文化“尚力、好斗、坚忍” 的性格加以比附，继又指出：“他喜欢孔融、嵇康，欣赏他们那种独立不羁的人格，充满叛逆的文化气质；甚至在陶渊明身上，也能发现‘金刚怒目'式的负气使性。”5从鲁迅杂文针砭病痛的犀利中分明可以发现嵇康“刚肠疾恶、轻肆直言”的影子。无独有偶，黄裳也注意到鲁迅的创作受古人影响的那一个被人忽略的层面 6。

    其实不止是五四一代，即使是嗣后由新文化运动哺育的新人，传统文化也是不可轻易言弃的精神依凭。何其芳在新诗、新文论的圈子中跌打滚爬了大半生，居然“晚节不保”，遭逢文革后，反而对已经沦落为“四旧”的旧文化心存留恋，写出了不少既见真情，又显稚拙的旧体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