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的文化渊源与学理反思_现当代文学毕(3)

    文化学养之外，五四人物的人格，也既有传统文人以天下自任的豪迈、耿介，也一并捎带了旧式文人的做派与习气。陈独秀少年时在家庭生活中备受封建家长制的荼毒，深恶痛绝，但他的性格中也融入了封建独裁的因子，他的民主思想是不彻底的。他从事的是人类解放的事业，可是他自己用情不专，频频涉足花街柳巷。早年，他只是一个孤军奋战的民主主义斗士，尚情有可原；后来他被推举为中共的领袖，对一个处于极度复杂的斗争环境的政党负有严肃的领导责任，还不能了断宿疾，便很难得到人们的谅宥。不过这正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些人身上绵延着深厚的旧文化的血脉!1926年1月间，因为一己私情，他竟与其时正面临国内高涨的革命情势、极需坚强领导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失去联系达一月之久。陈独秀的朋友们对他的革命精神与学问十分佩服，对他的这点雅好也尽可能地表现出优容，但内心里大多不以为然。蔡元培当初为聘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曾在陈氏下榻的旅舍屈尊坐等厮混迟归、高卧不起的陈独秀，但如果在作为开民主风气之先的北大，让蓄妓嫖娼这类劣行蔓延开来，自然是大为不雅。为了约束陈独秀及北大中有与陈氏相同嗜好的风流名士，1918年9月，蔡元培在北大发起组织“进德会”，会规为“不嫖不赌，不娶妾”。陈独秀明明知道这是蔡氏“爱人以德”，为他特设的一个圈套，心底里颇不以为然，但还是体谅了蔡氏的苦心，硬着头皮入了这个进德会。为了更好地管束他，蔡元培还特地将陈独秀加冕为会中的评议员。胡适一直被视为私生活较为检点的，但从陆续挖掘出来的史料来看，其实，早年的胡适似乎也一样沾有旧式文人的习气，放纵时居然闹到进警察所的地步。后来稍有收敛，但有时孤馆逆旅，对打茶围，喝花酒也颇有些兴趣。新文化强调的是科学与民主，其核心是构成现代西方价值观核心的理性精神与人道主义。然而在私人生活领域，情欲颠覆了理性，女性被当作了玩物。马克思说：“拿妇女当作共同淫乐的牺牲晶和婢女来对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7看来即使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塑造现代人格也仍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大贤不拘细行，生活在20世纪初的这些卓尔不群的人杰，身处转型中的社会，总是带有这样那样的性格缺陷，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性格弱点并不能折损这些人的人格魅力，人们也不能抽象地运用一般的评判标准来估衡这些不寻常的人物，对这些历史旧事的追溯不过是为了证实文化新人并没有脱离他们生活的文化土壤，在他们身上一样折射出传统文化积极与消极的不同侧面。

三

    从价值取向看，五四新文学大张反抗、叛逆的旗帜，表现出与旧文学决裂的指向，振聋发聩。但究其底里，我觉得这其中更多地反映了姿态宣示的要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分析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时指出：“凡一新学派初立，对于旧学派，非持绝对严正的攻击态度，不足以摧故锋而张新军。”8可见，矫枉过正、激烈的批判立场体现了文化转型期的共同特征。撇下那些激愤的呼喊，深入到新文学领袖人物文论的深处，反倒能发现新旧美学取向间清晰的联接线索。

    中国的文化主流具有高度政治化的特征，文化的中心是政治，焦点是维护还是毁弃已有的政治秩序。刻意规避政治，遗世独立的知识者大多被充分政治化的社会边缘化。孔子诗论也试图中庸，不否认文学的情感性与审美的价值，但作为一个置身于“礼崩乐坏”时代以天下自任的哲人，必然更多地注意文学在建立与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作用。兴观群怨与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论述表明孔子在肯定文学的审美价值的同时注意掘发文学的政治伦理功能。从这一特定的角度看，五四关于文学的设计并没有越出孔子所确定的审美与服务社会现实的双重价值取向。五四新文学反对“载道”的封建文学，但显然是认同并极想好好利用文学的“载道”功能的，即将能够载道的文学服务于别一种政治与伦理秩序的建构。那就是极力发挥文学在民主与科学启蒙中的作用，张扬个性自由，建立民主制度，实现强国之梦，籍文学参与社会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之前的现代文学思潮的研究者都十分看重陈独秀的“三大主义”，我注意的是这“三大主义”背后隐藏的陈氏的社会政治主张。其实这也算不得什么秘密，正如前述，作者在宣示这三大主义的著名论文中，已将他的这一层意思清楚地表露了出来。也就是说，尽管新文学运动的领导人以文学革命相号召，他们有与旧文学相反的社会价值取向，但从美学角度看，他们与儒家文论一样并不重视文学的审美功能，而是将文学看成是寄托政治抱负与求取人的解放、对大众进行宣传的一种工具。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新文论并不反对文学与政治合轨的文论传统，只是调转了前进的车头，使其向反封建争民主、反迷信崇科学的方向发展。在我看来，这种文学思想极大地影响了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二三十年代那些张扬革命的创作缘何缺乏审美价值并随生随灭，其病根盖出于此。蒋光慈等左翼作家的的创作被文学史家所轻视，正是因为在他们的作品里除了革命的呐喊之外，读者很少能够获得审美的愉悦；反到是一些与革命少有瓜葛的作家却创作出了较有生命力的作品。而这似乎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别一种继承吧。

    建构与毁弃虽然价值取向不同，但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以政治为核心的特征，政治压倒审美的取向一样反映于新旧文学之间，五四新文论并未脱离中国文论重安邦治国、轻文学审美的传统。是的，孔儒曾将“尽善尽美”作为审美的极境，但是，在审美实践中，尽善与尽美大多难以做到最佳的结合，论文者不得不在尽善与尽美之间作某种平衡性的选择，儒家文论为要尽善而以牺牲审美为代价，这种文论传统同样影响到现代文学新人的美学选择。

    五四新文论的学术立场也同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特性有关。在西方，人们常把知识分子称作“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将之作为社会批判的价值尺度，另一方面又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实现，孜孜砣砣，上下以求，有一种宗教的救世情怀。在对知识分子身份认证方面，中西方似有相当大的相通性。孟子称古代知识者——士是社会中“无恒产而能有恒心”的人，称颂士志于道，并向知识分子鼓吹灌输舍物质、张精神的“义利观”，这种义利观一直被中国古代知识者视为处世行事的箴规，并不断被强调被升华。宋代范仲淹将这种规范渗透到私人性的情感领域，张扬先天下、后个人的忧乐观，用以规范仕与非仕的全体知识者。因此，每到危急存亡的乱世，总是有一批血性的知识者挺身而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林则徐），长歌当哭、慨当以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