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研究科学方法的反思_现当代文学毕业论(3)

    因此，近代的哲学家康德提出科学的“划界问题”（即试图区分科学与非科学）。康德提出这一问题的前提是所谓“科学”（自然科学）思想的强势发展，使人的主体性发展受到明显抑制，因此需要给所谓“科学”思想划定一个适当的边界，以确定其有效范围。与之相关，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则提出了所谓“新科学”（即区别于原来的自然科学的科学，也就是人文科学）。维柯把世界分为自然世界、民族世界（即人类世界）和心灵世界（又叫天神世界），认为伽里略和牛顿的数学和物理学都仅仅只是对自然世界的研究，还够不上是完善的科学，只有凭我们人类自己的所作所为，才得到科学的认识，只是这个“科学的”思想方法的内涵与此前的有所不同。维柯所找到的新科学的思想方法即是所谓“诗性的智慧”。“这种异教世界的最初的智慧，一开始就要用的玄学就不是现在学者们所用的那种理性的、抽象的玄学，而是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象这些原始人所用的。这些原始人没有推理的能力，却浑身是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这种玄学就是他们的诗。”⑥用传统的科学观来看，这种“诗性的智慧”显然是非科学的。但在我们看来，人文社会科学应该有具有自己的科学的思想方法。自然科学虽然具有科学性，却并不等于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天然就是科学的，更不可以把特称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性等同于全称意义上的所有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因此，应该破除对于自然科学思想方法的科学性的迷信。相应地，也应该打破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思想方法的科学性的无知和偏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方法中有与自然科学相通的具有科学性的思想方法（如实证的方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也有只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不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如体验的方法）。人文学科的思想方法和自然学科的思想方法其实都可以是科学的方法，它们是科学思想方法的两个方面，但它们同时也不一定都自然而然地具有科学性。如果说自然学科思想方法的基本特征是所谓的客观性和精确性的话，人文学科思想方法的特征则是感受性和可解释性。上述自然学科的和人文学科的思想方法交错出现在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中，这就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所谓科学研究变得既新鲜，又复杂。

              四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科学化追求除前面提到的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实证方法外，现实主义方法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经常运用的一种方法，也被认为是一种科学的方法。现实主义的精神实质是关注现实，但文学研究中的现实主义方法有两种发展可能。一种是回到实证主义，用实证主义方法证明作品中的社会问题；一种是在感悟和体验中感受社会问题，同时体现出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这两种情况都较为常见。前者可以陈涌的鲁迅研究为代表。后者则可以胡风的现实主义批评为代表。陈涌对鲁迅的研究代表了那一代文学研究对鲁迅的基本认识，那就是认为鲁迅的作品是辛亥革命的一面镜子，鲁迅作品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提高对辛亥革命不彻底的认识。这种认识自然有其意义，但多半是文学以外的意义。这种方法有科学方法基础，问题是缺乏文学研究的文学性，难以更有效地揭示有关文学的问题。现代文学研究中现实主义方法运用得非常普遍，茅盾、周扬等大都采用这样的方法。这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相比较而言，胡风的文学批评虽然也是现实主义的，却更具有文学的体验性。例如他的《田间底诗》一文，一开始写他对田间的印象，写他读田间诗作的印象：“我读了以后，不禁吃惊了：这些充满了战争气息的，在独创的风格里表现着感觉底新鲜和印象底泛滥的诗，是那个十七八岁的眼色温顺的少年人写出的么?”⑦胡风进而以诗的笔触描述了田间的诗歌创作歌唱“战争下的田野，田野上的战争”，“他歌唱了黑色的大地，兰色的森林，血腥的空气，战斗的春天的路，也歌唱了甜蜜的玉蜀黍，青青的油菜，以及忧郁而无光的河……。在此基础上胡风得出明确的判断：民族革命战争需要这样的“战斗的小伙伴”!这显然是一种建立在感受基础上的理性剖析。这既是现实主义方法，也是人文学科的科学方法，也正是胡风现实主义思想方法的特点所在。此外，现代文学批评中李健吾和唐等人的理论批评，都不同程度具有这样一种特点。

    相对而言，形式主义语言学的方法和结构主义的方法在中国的文化语境和动荡的社会背景下较难以立足。但袁可嘉写于1946年的《诗与晦涩》一文却是一个例外。袁可嘉本人是诗人，但这却是一篇对于现代诗歌进行科学的语言分析的论文，又是借鉴西方理论分析中国诗歌的文章。更重要的是，该文似乎是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潮流而动，对现代诗歌中的晦涩现象进行系统的辩护。我们在此关心的不只是该文的诗歌立场，更主要的还有该文所表现出的思想方法，即语言分析的方法。无独有偶，另一位90年代诗人臧棣也写了一篇题为《现代诗歌批评中的晦涩理论》的文章。该文显然比袁文视野更为开阔，论述也更为深入、全面，所谓科学的分析方法体现得也更为充分。这之中肯定有着某种并非偶然的原因。而在经过80—90年代文学研究新方法的洗礼之后，中国当代诗歌研究者已经可以把这样的科学方法运用得得心应手。而且不仅是诗歌，黄子平的《同是天涯沦落人 ——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一文从原型结构的角度分析张贤亮的《绿化树》，认为其中的情节和意识都暗合了中国古典戏曲、小说中的“公子落难”的模式，成为一种具有科学性的文学解读。许子东的《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运用结构分析的方法解读50篇文革小说，也是一种成功的尝试。

    现代文学研究中所谓科学方法的运用在今天事实上已经变得非常普遍。除了上面谈到的几种以外，比较的方法、解释的方法等，也都具有明显的科学方法特征。但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所谓科学方法表现出的非文学性问题也愈益明显，并早已引起学术界有识之士的关注。西方现代学者加达默尔、韦勒克等早就对文学研究中的所谓科学方法提出尖锐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由于社会和文学发展的诸多原因，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既缺乏对于科学方法的追求，也缺乏对于科学方法的反思。可喜的是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已经开始对现代文学研究科学方法展开批判性思考。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推进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