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研究科学方法的反思_现当代文学毕业论(2)

    王国维是一位堪与梁启超比肩的现代文学批评大师。按照温儒敏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的说法，王国维1904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破天荒借用西方批评理论和方法来评价一部中国古典文学杰作，这其实就是现代批评的开篇。王国维在1905年所写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还特别提到方法问题。王国维指出：

    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Ceneraf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需要之外，殆不欲穷究之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之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

    1911年，王国维在为罗振玉创办的《国学丛刊》所作的“序”中还进一步指出了科学、史学和文学的区别。王国维已经明确认识到文学的特点是情感和想象，因此研究文学的方法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但从总体上看，王国维的方法还掺杂了许多传统的非科学的研究方法。他后来所作的《人间词话》则进一步回到传统的印象式评点方法。而且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20世纪初期，科学的文学研究方法也还不被多数人所了解和理解。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科学方法要到稍后的“五四”时期才得到更为自觉的发展。此后，鲁迅在1908年发表《摩罗诗力说》，蔡元培1917年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均表现出在西方新思潮影响下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逐渐形成。特别是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立足于现代中国社会和文学发展的需要，着眼于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密切联系，大声呼吁“精神界之战士”，“别求新声于异邦 ”，表现出明显的世界性眼光和现代性视野，成为中国现代早期具有现代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代表作之一。到了“五四”前后，以胡适、周作人等为代表的现代文学理论批评蔚为大观，使得现代文学研究新的范式得以正式确立，并产生广泛影响。

    在“五四”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中，追求科学方法成就最为突出、影响最大的是胡适和他的《〈红楼梦〉考证》。胡适在他的《〈红楼梦〉考证》的“结束语”中还明确提到他在科学方法上的追求：

    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据学的方法。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我的许多结论也许有错误的——自从我第一次发表这篇《考证》以来，我已经改正了无数大错误了——也许有将来发见新证据后即须改正的。但我自信：这种考证的方法，除了《董小宛考》之外，是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不曾用过的。我希望我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上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

    胡适当时所理解的文学研究中的“科学方法”，主要就是指的考据的方法。而且他比较注意把这种考据的方法说成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方法。但实际上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科学方法并不限于考据的方法，而是还包括具有考据精神但比考据范围更大也更有宏观性的现实主义实证方法、统计的方法、系统分析的方法、比较分析的方法、解释学的方法等。甚至可以这样说，现代文学研究区别于传统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研究方法的自觉。一方面，传统的印象批评所采用的体验的方法在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中仍然被普遍使用，同时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增加了科学思维的内涵。另一方面，现代文学研究更突出的现象是考据的、实证的和系统分析的方法以科学的名义得到大力发展。但这些方法为什么是科学的以及它们对于文学研究的适宜性问题却并未得到认真思考。

   三 

    在人类思想史上，所谓科学是与非科学的思想观念相对的。究竟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人们的认识经历了不断的发展演变，至今也没有统一的说法。在古希腊文献中，还没有“科学”这个概念，只有“知识”的说法。大约从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18世纪以来，科学（当时主要是自然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们的生活，并且率先在自然科学的某些领域中实行了思维方式上的革命，于是，所谓精确的科学分析取代了无知的谵语，空洞的玄学变而为实证和推理的方法。有关“科学”的思想和“理性”一起得到张扬，追求科学成为新的时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科学率先作为相对独立的科学从哲学体系中脱胎而出，形成了自己具有独特对象、范畴和方法的科学体系。自然认识的科学化及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改进了人类知识的基本内容和总体结构，提升了人类认识的真理性水平，其突出标志，则是形成了以客观性、实证性、精确性为主导原则的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科学成为人类知识发展的神圣目标和绝对标准。任何门类和方面的知识，其是否发展及其发展的水平如何，均要看其是否符合科学化的方向及其所达到的科学度水平。”⑤这里所说的“科学观念” 和“科学方法”本来只是就自然科学而言的，但由于当时还没有人文社会科学的说法，因此也就自然成为了包括后来新起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整个科学研究的共通准则。

    但是，自然科学的思想方法事实上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且，对于自然科学的“独尊”实际上又带来许多新的问题。首先，这种来自自然科学的科学方法在适应的范围上坚持一体化立场，即认为只有一种科学方法，那就是自然科学的方法。社会现象、心理现象和自然现象在形式上尽管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是客观的、因果性的、有规律的，因而是可以观察、试验和概括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除了研究的具体内容不同外，在研究方法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有同样的有效性；相应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与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这就完全忽视了人文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忽视了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特殊关联性，进而忽视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区别性。其次，这种来自自然科学的科学方法在目标的设定上坚持所谓客观性和精确性标准，认为科学方法追求对事物的客观的、完全不受主体影响的认识。但文学及人文学科的特点就在于它属于感受的世界，人文学科的研究不可能也不应该以精确性作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