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精神(6)
2013-05-26 01:12
导读：发生的争论就能说明问题，1942年，上海文坛发生过一场“通俗”的讨论，反映出这一时期创作在“灌输合乎时代思潮的进步的思想意识”，形式上具有“
发生的争论就能说明问题，1942年，上海文坛发生过一场“通俗”的讨论，反映出这一时期创作在“灌输合乎时代思潮的进步的思想意识”，形式上具有“中国老百姓熟悉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通俗文学方面的分歧。
当然在通俗化方面，也有做得相当出色的。例如，张爱玲。张爱玲特别能处理“雅俗”、“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上海文学家中独树一帜，她是中国史上少有的同时能在大众和专家间同时获得欢迎的作家。这可能得益于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俗人俗世的参悟与渗透，它自己曾经解释小说集取名《传奇》的目的在于“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另一方面是对传统小说技巧如对《红楼梦》、《金瓶梅》、《海上花列传》的借鉴，这些都使张爱玲获得了大量的读者；而且，张爱玲自言对“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12]，因而她是中国现代严肃作家中少有的那种具有通俗意识的作家。从上述三个方面看，张爱玲的成功就相当容易理解了。张爱玲的小说常常一方面着力于人物品格精神的世俗性和行为的平淡性描写，另一方面又在言情中散发出强烈的人生意韵，《金锁记》曾经被傅雷认为是上海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13]，便是以如此。小说剖析了一个卑微女子曹七巧如何被遏制情欲，进而失落人性。出生小家的曹七巧嫁入名门姜公馆，丈夫久病骨痨。在这场门第和金钱的交易中曹七巧牺牲了自己正常的情欲，而只剩下一种焦灼的等待；用青春熬死丈夫，自己获得金钱才能改变一切。15年过去，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但却从此套上了金钱的枷锁。她因为害怕自己的财产受到觊觎，赶走了钟情于自己的姜家三少爷，又不断地拖延儿女的婚事，甚至出于一种变态的情欲而逼死儿子的妻子和姨太、拆散女儿的婚姻。张爱玲以一种特别的冷静的笔调描写了曹七巧身上的金钱欲与情欲之间的纠葛，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人情世故的框架中完成的。小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当时的上海引起了轰动。但是也正是这样的小说，也存在着为通俗而通俗的现象。同样是傅雷，他一指出了这一点。他在同一篇文章说：“除了男女之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人类的情欲也不仅仅限于一二种，假如作者的视线改换一下角度的话，也许会摆脱那种贫血的感伤情调。”当时的一个另一个评论者谭正璧也曾经评论张爱玲的小说道：“选材尽管不同，气愤总是相似。她的主要人物的一切思想和行动，处处都为情所主宰，所以他或她的行动没有不是出于疯狂的变态，似乎他们的生存是为着情欲……宗旨，作者是个珍惜人性过于世情的人，所以她始终是个世情的叛逆者，然而在另一方面又跳不出情欲的奴隶。”[14]有论者认为张爱玲继承了海派作家张资平、叶灵凤在描写性欲以及表态心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将它们作为流行小说的元素引进文学，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传奇》最先联系的是中央书店。1944年6月张爱玲写信给中央书店老板平襟亚，说道：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我的书出版后的宣传，我曾计划过，总在不费钱而收到相当的效果。如果有益于我的书的销路的话，我可以把曾朴的《孽海花》里有我的祖父与祖母的，告诉读者们，让读者和一般写小说的人去代我宣传――我的家庭是带有贵族气愤的……
张爱玲能充分地捕捉一般人的“猎奇”心理，为了书的畅销，它不惜兜售自己的家史。她要以家庭的“传奇”推销自己的《传奇》，用非文学的方式推销自己的文学，才能在通俗文学上获得更好成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文学的通俗和流行方面作者的确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即使如张爱玲这样的小说天才人物也不得不如此。通俗小说中“言情”一路有才子佳人模式（世纪初的鸳鸯蝴蝶派和世纪末的琼瑶采取的都是这个思路）、三角性爱模式（张资平）、变态性爱模式（叶灵凤、张爱玲等）……之所以言情需要模式，其原因盖在于此，通俗文学需要更多地考虑一个时期大众的阅读趣味，一个时期大众流行什么趣味，通俗作家就必须去赶这个潮流。
说到通俗文学，我想没有什么比武侠小说影响更大，特别是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金庸在港台、大陆以及海外华人读者中的获得了广泛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庸在中国大陆不仅获得了一般读者的亲睐，而且还获得了大学教授、学者们的认可，并在94年被一些先锋评论家认定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的大师。
当然，国内对于金庸，也存在另一种观点，例如刘川鄂先生就认为：“金庸不能与普通意义上的文学大师相提并论，而只能和张恨水相提并论。张恨水和金庸分别是中国现代和当代的通俗文学大家，前者主要是言情，后者主要是武侠，他给大众提供的快餐，但算不上是精神创造的精品。”当代著名作家邓一光先生也认为：“金庸的一些作品，纯粹是娱乐性地看，非常好看，很好玩，特别是晚上读常常有放不下的感觉。后来我看了一些对金庸的评价，说他的作品中演绎了几乎所有中国的精华，并带有一种现代意识等等，我就觉得有点傻了，因为至少我没有主动地发现这一点。当然我可以肯定如果有时间，金庸的作品我会一本一本把它读完。但现在确实没有时间。因为他的作品不具有挑战性，不具有智力上的挑战性，而我事实上是更期待一种文化上、精神上的挑战。”
（科教范文网 lw.AsEac.com编辑整理） 金庸在价值观上主要秉持的是中国传统的忠、义、礼、智、信，金庸对这些传统价值观是没有批判的，特别是对于其中的忠义，他甚至是美化的。忠义的价值观，它是和传统，法制不健全，极权制度下个量较弱，这个时候人们对社会公正所寄予的希望，文放在清官身上，武放在侠客身上，这都是底层社会的白日梦。对侠义的要求代表了个体人的软弱状态。面对强大困难时想到请朋友出面解决，这个时候用什么来要求朋友呢?侠义。只有软弱时才对侠义有要求。但侠义并非这么简单地产生的，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里，在一个个人可以充分发展自己的社会里，对“侠义”的要求可能会少一些，他可能首先想到，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所以武侠在这个时代的流行表明了某种社会不公正的存在，人们感到法律保护不了自己自然而然想到“狭义”。当然，反过来我们也会想到，在西方西部牛仔形象（这也是一种武侠）的流行，从人的意识来说，每个人都有一种英雄崇拜的情结，渴望在内心有一个神圣形象并对之顶礼膜拜，这可能也是一种幻觉文化的产物。从这个角度看，武侠小说在价值观上和中国现代文学重个体、个性、人性的人本主义立场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但是，我们同时不能不承认，金庸的武侠小说在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神秘、伟大方面有它独到的贡献，虽然在形式上依然是章回体，人物也基本上是类型化，但是他在技术上达到了传统武侠以及其他通俗小说所不能达到的水准，它使中国通俗小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例如他的新武侠小说在想象力方面，传奇性方面就有了大胆的突破，他的小说背景总是放在数百年前的历史中，这历史是那么地神秘，那么地富于浪漫主义的气息，金戈铁马同时又风情流转，一个个传奇的故事在这里发生着；他所塑造的人物大多是神奇的，例如东邪西毒、韦小宝、陈近南等等，都是性格绝然，浩荡回肠的人士；金庸笔下的武侠小说还增加了言情的元素，我们在这里总是能看到美好的女孩以及发生在她们身上感人至深，让人欲泣犹止的爱情故事，例如杨过与小龙女的传奇爱情故事……金庸不愧为一个浪漫主义的文学大师。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从历史上看，中国现代文学在处理高雅与通俗这对矛盾方面一直是重高雅而轻通俗的，中国现代文学之诞生是以反对传统中国精英文学为开始的，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反对古代精英文学，却并没有反对“精英文学”这种文学思维本身，因此，它在借鉴西方文学方面，主要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