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楚歌、腹背受敌(2)
2013-06-14 01:09
导读：新者否定“整理国故”的主要原因是害怕“整理国故”的开展会妨碍对中国传统的反思与批判，阻碍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虽然“整理国故”也主张科学的精
新者否定“整理国故”的主要原因是害怕“整理国故”的开展会妨碍对中国传统的反思与批判，阻碍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虽然“整理国故”也主张科学的精神、现代的眼光，虽然“整理国故”者一再努力强调国故、作为学术所具有的独立性和超功利性，可是仍然无法掩盖国学、国故的传统色彩。而“八股”同“洋”的结合对中国发展构成的“威胁”比仅仅“八股”更为严重，中国传统若有西学为之正名就更加难以被破除打倒。因此“整理国故”的后果只能是助长保守复古派的气焰，延误甚至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整理国故”既然与中国急需的“现代”相冲突，任何一个新文化人都不能不暂时放弃个人的见解而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就连胡适也不例外。
三、 “整理国故”方法的局限 “整理国故”运动以科学的精神与方法立足，在胡适看来：“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搜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18]而这却成为所有反对派攻击的焦点。
章太炎认为用科学去研究中国传统学问，是旁门左道，是不懂、不通。梁启超也指出科学运用于国学的局限性，明确提出：西方人讲人生也用科学的方法，但这些方法只能“研究人生以外的各种问题，人决不是这样易懂的”。他主张“文献的学问”可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而“德性的学问”则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19]
具有系统西学背景却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学衡派同样倡导研究国故，可它不仅在研究目的、态度方面与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迥异其趣，而且一再攻击胡适所主张的“科学方法”。梅光迪在《学衡》第2期发表的《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一文中说：“且谓不通西学者，不足与言‘整理旧学’，又谓‘整理旧学’须用‘科学方法’，其意盖欲吓倒多数不谙西文未入西洋大学之旧学家，而彼等乃独怀为学术秘术，为他人所不知，可以‘大出风头’；即有疏陋，亦无人敢与之争。”[20]同期，吴宓在《学衡》上发表《研究法》一文，把美国人的文学研究分为“商业派”、“涉猎派”、“考据派”和“义理派”。其论“考据派”云：“总之，考据家之误，在以科学之法术，施之文章，而不知文章另有其研究之道也。……要之，考据派之文人，极似吾国之小学家，谓其成绩与研究文学者，不无裨助，则可，然以此为研究文学之唯一正轨，则大谬也。”因为，考据家“于文章之义理、结构、辞藻、精神美质之所在，以及有关人心、风俗之大者，则漠然视之”。[21]吴宓这段话隐含了对胡适等人的古代小说考证的批评。比较吴宓1920年发表的《<红楼梦>新谈》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区别非常明显：胡适对作品进行事实判断，吴宓则对作品进行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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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也对“整理国故”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在他的《中国古代研究》中强调自己的“批判”与胡适等人的“整理”非常不同：胡适等只要“实事求是”，他却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胡适等的整理只能“知其然”，而他的批判则要“知其所以然”。他明确指出：要谈国故，仅读清儒的著作是不够的,“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22]郭沫若对“整理国故”的否定是因为他与胡适等主张整理国故者在态度上存在根本的不同。胡适等对历史的思考是过去史式的，即认为过去的事实，即便是精神现象，也应该作为脱离于现在并独立于
历史学家的既成的、绝对不变的事实。郭沫若则持未来式思考，即通过过去历史以确证理想的（或决心付诸实现的）未来正在来临。历史思考方式的不同使郭沫若认为“整理国故”尚不够科学，只有运用唯物史观于历史研究，才是真正的科学。
另外还有对“整理国故”的具体方式提出批评的，如严既澄认为胡适以白话来理解和诠释“韵文及
诗歌”，并以“现在的标准”来“评判古人所作的东西”，是一条“歧路”。[23]
其实，不管旧学方法，价值判断，科学精神，还是唯物史观或其它方法，都是学术工作的不同方面，是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方向的尝试，都有自身的优点和缺点，各有其意义所在，并不是截然对立。不过，在转轨期的中国，新、老学术及方法都想争得一个地位，只能旗帜鲜明。于是，“整理国故”以自身的复杂性受到多方的排挤，传统的不视它为传统，现代的认为它不够现代。“整理国故”不得不承受传统和现代等多种学术力量的压力。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众派的攻击使胡适不能不反思自己的主张，不过他的结论是科学方法没错，错的是，即科学方法的对象。因为：从清代考据学到“古史辨”，“方法虽是科学的，材料却始终是文字的。科学的方法居然能使故纸堆里大放光明，然而故纸的材料终久限死了科学的方法，故这三百年的学术也只不过文字的学术，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过故纸堆的火焰而已”。[24]胡适以西方作对比，认为西方用科学方法以研究实物的材料，所以成就裴然，影响巨大。他的结论是：科学方法固然重要，但研究材料更为重要；整理国故只在故纸中寻材料，有着先天的缺陷，努力的结果很可能只是“枉费精力的废物”。因此，“整理国故”应该被放弃。
“整理国故”运动用现代眼光清理中国故有资料，廓清迷雾，为传统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较高的起点。通过“整理国故”，新文化阵营主动反省自己的文化主张，审视传统之于现代的意义。虽然在内、外多方面因素的夹击下，它没能实现自身的意图，但它的出现犹如一声号角，预示着五四时代的过去，文化建设时期的到来。
参考文献： [1]周作人.思想界的倾向[M].岳麓书社，1989.
[2]徐传礼.关于学衡派和新青年派论争的再认识[J].中国丛刊,1995,(3).
[3]冯崇义.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4]梁启超.欧游心影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5]丹尼尔·贝尔.后社会的来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M].上海：上海出版社，1979.
[7]耿云志,欧阳哲生.胡适书信集（上）[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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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顾颉刚.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9][13]茅盾.进一步退两步[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10]鲁迅.未有天才之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1][12]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14]郑振铎.且慢谈所谓国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15]何炳松.论所谓“国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6][17]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M].北京：北大出版社，1998.
[18]夏元文.新文化运动与科学概念的发展[N].光明日报,2001-5-15.
[19]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M].上海中华书局,民国36.
[20]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M].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1995.
[21]吴宓.文学研究法[J].学衡,1922,(2).
[22]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3]严既澄.韵文及诗歌之整理[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985.
[24]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M].北京：北大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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