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解读曹操文学创作的人才观(2)

　　三、使用人才要“奖罚分明”

　　王沉在(《魏书》评曹操)中评价曹操的用人之术是“勋劳必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曹操正是坚持这个用人原则，所以才能充分而广泛地调动了有利于统一集权的积极因素，消除了不利于统一集权的消极因素。建安八年，他发布的《论吏士行能令》中就强调：“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性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管仲日：‘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他在《(孙子)注》中更是明白地告诫大家：“明赏罚，虽用众，若使一人也。”这种“奖罚分明”的用人原则不但贯穿在曹操一生的生活和军事斗争的实践中，而且也体现在他大量的著作之中。如建安十二年《请增封苟或表》中，他向汉南帝列举了苟或在与袁绍大军官渡决战前后的功劳，并检讨自己在强大敌人面前“时众寡粮单，欲图还许”的退缩思想，多亏苟或的“深建宜住之便，远恢进讨之略。起发臣心，革易愚虑。”才使得自己“坚营固守，徼其军实，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曹操认为，苟或虽不是冲锋陷阵的武将，但他能够深谋远虑，提出积极的建议，达到“以亡为存，以祸为福”的效果，这样的功勋真正是“谋殊功异，臣所不及。”所以曹操要求汉献帝学习高祖刘邦的做法，要“贵指踪之功，薄搏获之赏。”对荀或应该以“原其绩效，足享高爵”，“乞重平议，增畴户邑。”曹操类似这类为功臣诅取封赏的事例很多，如建安十二年他上书汉献帝的《表论田畴功》中对田畴在征讨乌丸斗争中杰出贡献的陈述；建安六年在《加枣祗子处中封爵并祀祗令》中对枣祗在推行屯田制，恢复发展生产，为统一战争提供物质支援作用的肯定。虽然枣祗“不幸早殁”，就是“追赠以郡”，也是“犹未副之”，就是说枣祗虽死，现在追封他为陈留太守，也不能和他的功绩相称。所以曹操感叹地说：“今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过也。”现在的办法只有采取“祗子处中，宜加封爵”这样才能达到“以礼祗为不朽之事。”又如建安十三年为谋士郭嘉请求追赠封邑的《请追赠郭嘉封邑表》，同时为追哀悼念郭嘉功绩写给荀或的两封信，即《与苟或书追伤郭嘉》，再次表彰了郭嘉为完成统一大业而舍生忘死的精神。

　　曹操的人才观，在他的文学遗著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并在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中坚决贯彻执行。正是曹操这样的人才观，所以才能够迅速地在他身边集聚了一大批有识之士，他们呕心沥血、深谋善断，使曹氏的政治地位、军事力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形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政治核心和强大的军事集团，终于战胜和消灭了长期雄据在各地的大小封建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北方，为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格局打下了基础，也使曹操成为一代千古传颂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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