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重庆时期何其芳的文学批评精神(2)
2013-07-24 01:05
导读：针对代表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家王戎先生的看法，何其芳在政治上肯定说，王戎先生所指的并不是一般的搏斗和冲激，并不是一般的主观精神与客观事物结
针对代表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家王戎先生的看法，何其芳在政治上肯定说，“王戎先生所指的并不是一般的搏斗和冲激，并不是一般的主观精神与客观事物结合，而是一种特定的，革命的主观精神与客观事物结合。”在同一篇文章里何其芳还说，“是的，必须补充说明，当我稍稍理解了有些朋友所说的客观主义的内容以后，我是一直承认这种说法有着一定的实际的感觉与根据的。即是说，是提出了问题的。”在这里，何其芳是把争论对方当作朋友，认为他们是提出了真正的问题的，不同的是，他们在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方法上有不同的认识，这样一个范围当然只是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属于文学争鸣的正常现象了。在重庆的文学批评活动中，何其芳并没有完全把自己当作一个文化官员来对待，相反，他一直也是把自己当作一个从事文艺活动的作家来看待的。因此，在一些文学问题上，何其芳甚至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譬如，关于新诗格律化的问题，众所周知，是何其芳50年代提出的著名诗学观念，但就在重庆时期，何其芳实际上已经提出了问题。在《谈写诗》一文中，他说，“中国的新诗我觉得还有一个形式问题尚未解决。从前，我是主张自由诗的。因为那可以最自由地表达我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但是现在，我动摇了。因为我感到今日中国的广大群众还不习惯于这种形式，不大容易接受这种形式。而且自由诗的形式本身也有其弱点，最易流于散文化。恐怕新诗的民族形式还需要建立。”这说明，何其芳的自我认识是清醒的，对文艺问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此外，关于“主观战斗精神”、“现实主义问题”、“艺术群众化”等的理解，以及对鲁迅的评价，何其芳都有明确的认识，在他的这些认识背后有一个总的思想原则，那就是马列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思想，马列主义的文艺思想。与今天的文艺批评现状来看，小人太多，认识模糊，庸俗
社会学比比皆是，有谁可以向何其芳那样堂堂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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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的正气还来自于他对文学批评有真感受，有真依据。文学批评来不得架空而谈，来不得随口而出，要讲清任何问题都需要摆事实讲道理，都需要对批评对象有充分的了解，不熟悉情况，确实就没有发言权。何其芳对大后方的文学问题，总是力求弄清楚、准确了才发言，对“客观主义”问题，他说开始的时候没有很好搞清楚对方所指，于是他提出应该用比较准确的、大家都容易懂的表述说明问题，后来，逐渐清楚了对方要表达的意思，于是就及时地给与一定的肯定和必要的补充批评。在对民歌进行评论的时候，何其芳硬是读完了所有鲁艺师生采风的民歌，并和北大周作人他们采风的民歌做了恰切的比较分析，评价很中肯。对剧本的评价，譬如茅盾的《清明前后》、曹禺改编的巴金的《家》、陈白尘的《岁寒图》等，何其芳不仅要看剧本，有的还是油印本，而对于《家》的剧本还不只读一次，同时还要看演出，这样，在评论的时候才有真的感受，依据才充分。对《清明前后》的评价，作者不仅依据了作品中作者给出的社会腐败的事实，而且更进一步用社会当时实际的情况来佐证。对《家》的评价，作者不仅肯定了曹禺有高超的艺术才华，同时也指出了剧本陷于爱情的描写而对青年人对社会的反抗写得不够，由于有真感受、依据充分，何其芳的批评很有说服力。《岁寒图》何其芳看过坊间本、修改本，又到剧院里看过
戏剧演出，剧本对社会黑暗的揭露，何其芳感同身受，他说他走出剧院后的心情是沉重的。但由于主人公并没有找到冲破社会黑暗的真正途径，所以，何其芳说这部剧还是缺乏力量。看过剧本和何其芳批评的人知道，他得出的批评结论的依据是充分的。所以，正气的形成是自己要有底气，自己讲的道理有充分的依据，自己立得住就经得起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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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何其芳的文学批评分寸和尺度把握得好。对国民党御用文人及其作品，何其芳给予的是痛击，其立场和态度爱憎非常鲜明。对同一个阵营的文艺工作者，对于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是摆事实讲道理，充分地耐心地探讨问题。对朋友，不仅相互推心置腹讨论问题，而且细心关注对方的处境和照顾对方的感受。对积极追求进步的文艺青年，总是有问必答，帮助分析他们在文学创作上存在的问题，循循善诱。针对荆有麟的《间谍夫人》，很多人认为那是色情文学，但何其芳却一语戳穿它的本质是“特务文学”；对陈铨的《野玫瑰》，何其芳在批评中也是矛头直指其特务文学的本质。他总括这些作品，是“文艺的堕落”，其批判的锋芒非常犀利。但对于胡风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文艺思想，何其芳不同意他的一些看法，始终是摆事实讲道理，他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多次谈了他的看法，非常耐心，并没有扣帽子、打棍子，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言，何其芳在基本原则上是肯定胡风他们是进步文艺圈子的人，是革命的。在与好朋友、文艺批评家、
美学家吕荧的通信中，何其芳非常关心他的身体，说话很注意语气，讨论问题是推心置腹式的。何其芳有一篇著名论文叫《谈写诗》，实际上这篇文章就是一篇回答文学青年问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何其芳不仅一一回答了文学青年的问题，而且提出了中国新诗民族形式建立的大问题。他对待文学青年是非常认真的，思考问题也力求广而深。不同的批评对象，有不同的情况，用什么样的尺度去批评，把握怎样的分寸，何其芳可以说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再次是何其芳的批评态度非常诚恳、真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