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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该文从阅读的角度、以“细读”的方式比较分析了“张爱玲传记”的三个文本。三个文本在感情色彩的渲染方式、传记材料的使用方式及传主的作品在传记文本中的处理方式等各具有典型特征。对三个文本的叙事特征做理论性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对现有传记文学理论做了例证性阐释。
[论文关键词]张爱玲传记；情感传达策略；传记材料使用模式
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批评理论中，传记“纪实传真”已成定论，至于采取什么叙述方式或手段而达到“传真”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刘川鄂的《张爱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版)、于青的《天才奇女张爱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版)、余斌的《张爱玲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版)三个传记文本就是依据相同的传记材料，以不同的叙事手段去表现各自的“真”张爱玲。
一
李少雍在《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中分析指出，司马迁人物传记之所以有美学意义，是因为其文本有着强烈的或贬或赞或讥或扬等的感情色彩。继承司马迁赋予人物传记感情色彩这一传统，刘川鄂、于青和余斌在各自的文本中都散发着浓郁的对传主的喜爱和赞誉之情，但是，各自表达情感的手法却各有千秋。刘川鄂对传主的赞誉表现为直抒胸臆，使用比喻、排比、对比、反问等修辞手段极尽抒情之能事，以期最终实现对传主的强烈情感的传达：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她是乱世中出现的一朵奇艳的花。如果说她是荷花，脚下有污泥；如果说她是牡丹，其土太黑；如果说她是玫瑰，枝上有刺”；
“她比冰心深刻，她没有朱自清的士大夫气，她比周作人开阔，她没有徐志摩的华丽堆砌，她比林语堂灵隽，她没有何其芳的刻意精致”；
“她是一个悲观主义作家……她是一个在黑暗中生活得太久的作家……她是一个‘纯艺术’的作家……她是一个自由主义作家”。
单独看来，这样的表达因其鲜明的文学色彩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但是，这些抒情段落随机插入到传记事实的叙述中间，却破坏了文本总的文体风格。可以从语言和文学的关系上来解释这种破坏。《文学是什么》一书解释说，“语言是文学的载体”，但“语言本身并不就是文学”，语言是文学的物质媒介，只有通过象征、比喻等手段来使语言形象化而具备文学属性，具备了文学属性的语言才具备了成为文学的条件。在刘川鄂的传记文本中，叙述语言的主体风格是普通语言，是不具备文学属性的文字，而作者不时打乱传记叙述程式和整体叙述风格而随意插入主观抒情式的评论和描述，而这种抒情性的文字因文学手段的成功使用而具备了文学特征。这种叙述语言属性的变化或反差直接造成了整个文本的文体不协调，最终致使抒情式赞誉显得突兀和矫情。
与刘川鄂的抒情插入策略不同，余斌对传主的喜爱分散在他对传芏的同情、维护、关爱等具体的情感因素中，而这些具体的情感因素则是通过作者分析、评论传记事实来体现的。在讲述传主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时，余斌对传主与其母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无限上纲”式的分析和评判，以此来表达对少年传主失落父爱后又被母亲冷落等不幸遭遇的深刻同情：“在这里，就张爱玲的母亲以及她们母女二人的关系多作一些探讨也许是必要的”，此后，作者通过丝丝人扣的行为和性格分析而对张母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指责，张母对张爱玲“除了淡漠还是淡漠，而这种淡漠你没有可能将其解释为任何形式的母爱”，“重要的是，母亲的苛责是她在心理成长的这个决定性时刻丧失了她最需要的东西——自信心”，“在母亲这里，她被引向了自我怀疑”。这种步步铺垫、层层深入的逻辑分析看似是理智地对待客观事件与人物，其实，字里行间都渗透着理智背后所蕴藏的对传主的深刻同情。这种无限深入地挖掘所得出的传记事实对传主的影响远远大于传记事实本身的实际意义，而正是作者对传主强烈的主观情感促使了这种挖掘式阐释传记事实的方式的产生。除了逻辑分析外，对比分析也是余斌采取的重要的情感传达方式，比如为了展示张爱玲的超政治个性，作者使用对比分析来为张爱玲某些疑似亲日举动做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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