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传记”不同文本之比较——试析现代传(3)

　　与刘川鄂以正面材料使用潘文不同，余斌把这一传记材料当作靶子予以批驳。他在文本中分两次使用潘柳黛的回忆文字，第一次是在文本的开头即第9页以反证法反驳潘柳黛指责张爱玲“念念不忘自己的贵族出身”，第二次在文本的中间即193页完整引用了四大段潘柳黛的文章。引用前，余斌对这些文字做了如此说明：
　　“最愿花力气挖苦的，是一度与张爱玲有交情、后来翻了脸的潘柳黛。她一篇记上海女作家的文章说到张爱玲，几乎用了一半的篇幅来嘲笑她的奇服异装”。
　　把潘的文章当作靶子树立起来后，余斌先以夸大的语气附和潘的说法，随后话锋一转就批驳了潘的挖苦而为张爱玲辩护，“事实上张爱玲是个眼光独到的服装鉴赏家……”。
　　原文照搬地使用传记材料固然使传记内容显得言之凿凿，但在传记文本中次数过多篇幅过长地引用传记材料会使叙述形式和过程显得杂乱，同时也削弱了传记作者掌控和运用传记事实的能力。在三个文本中，刘川鄂的文本原文引用传记材料的次数最多，比如，在文本的91页、98页、103页，作者先后长篇大论地引用了柯灵、宋淇、谷正魁等三人的回忆文字，引文之间的间隔如此稠密，并且引文篇幅过长，首先就使文本在形式上显得杂乱。另外，作者先对传主做出主观评价，然后引用某个传记材料以证明自己论断的正确性，这样使用传记材料难免有失公允，毕竟一家之言，有失偏颇。像刘川鄂对潘柳黛回忆文章的使用显得片面且主观。但是，像余斌那样因张、潘关系不和而把潘的文字主观地批驳成对张爱玲的挖苦和嘲笑，把传记材料提前替读者做了判断：这是负面材料，有损张爱玲超凡脱俗的形象，必须加以批判等等。这样使用传记材料也有不客观、不公正的嫌疑。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于青的文本对潘柳黛文章的使用要比刘川鄂、余斌来得集中、完整和客观。文本首先在161至162页交代了张、潘最初的关系，并且把潘的部分回忆文字隐述成张爱玲、潘柳黛和苏青三人进行对话的场景描写，作者没有站出来对潘的文字做主观评价，而是让读者从人物各自的语言中去判断其性格、爱好和态度。紧接着在166至167页，文本叙述了张、潘关系失和的起因以及张爱玲后来在香港对此事做出的回应：
　　“当然，张爱玲与潘柳黛也停止了来往。她采取了”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回避与潘见面的场合。后来她到香港，有人向她提及潘女士亦在香港时，她仅是说：‘潘柳黛是谁?我不认识她。’一副不关己事的漠然态度，省却了许多口舌和是非。这也是她做人的清淡与冷漠，心中其实是很有准绳的”。
　　至此，张、潘公案紧凑而完整地交代清楚，达到了以此事例反衬张爱玲对苏青、对炎樱的友情的真实和真诚，并说明了张爱玲待人交友爱憎分明的性格特点。可见，客观完整地使用传记材料并不仅仅局限于原文引用，作者首先要拥有完整的材料，其次采用适当的叙事策略保持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这样才能最终实现刻画真实生动的传主形象这一根本的写传目标。
　　对引用、转述和隐述这三种传记材料使用模式，不能生硬地划分其优劣，关键是使用得当适时。在刘川鄂的文本中，有一处特别巧妙的引用是余斌、于青的两个版本中所不具备的。在记述张爱玲与赖雅成婚前的堕胎事件时，刘川鄂在客观地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没有对谁是谁非做出评论，而是随机引用了夏志清对此事件的评论，引文指责赖雅对张爱玲“不仅不够温柔体贴，且有些残忍霸道，同她的父亲一样损害了她的健康……”。这样的引用既客观地表达了不同的人对张堕胎成婚事件的不同反应，又借别人之口表达了传记作者对传主的同情和呵护；这样的引用避免了像于青那样对事件轻描淡写、有意回避，又消除了像余斌那样凭主观情感袒护传主而指责赖雅的片面。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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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个版本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如何对待传主的作品在传记文本中的地位。因为传主的作家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