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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国学者胡适等对中学文言文教学的理论探

2013-07-27 01:07

　　论文摘要：本文对国民学者胡适等各自的中学文言文教学理论逐一探析。
　　论文关键词：中学；文言文教学；胡适；朱自清；夏丐尊；叶圣陶
　　中学的文言文教学已经成为语文教学的一个难题，解决这个难题我们需要在历史沿革的链条中去把握。在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背景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言文教学在转型时期中面临许多问题，譬如，如何规定文言文教学目的、内容方法?怎样设计文言文教学的过程?如何编纂教材?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面对这些问题，胡适、朱自清、夏丐尊、叶圣陶等学者在理论上做出了积极的重要的探索。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重新研究他们的论著，还能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
　　胡适：文言文教授的目的、内容和方法
　　胡适对国文教学所提出的问题，其中涉及文言文教学(古文教学)的有多处，至今还有一些看法值得我们认真思索。他提出了理想的国文标准、假定的国文课程、国语文教材和教授法古文的教材和教授法、文法和作法等。作为第一个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制定者，胡适对中学国文教育定了四条标准：
　　一、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谈话——都能明白通畅，没有文法上的错误；
　　二、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之类；
　　三、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
　　四、人人有获得一点古文文学的机会。
　　这个标准和八十年后的今天语文的教学目的：“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具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有相同之处。他当时强调的“国语文”，就是今天的“现代语文”，即当时的白话文。“能看古书、能用古书”的能力，从今天语文教育的目的来看，则仍然是需要的。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对中学国文每周课程的学习时数，胡适作出如下规划：古文三学时(授课四年)，国语文(授课两年)、文法与作文(授课四年)、演说一学时(授课一年)，辩论一学时(授课一年)。从课时比例看，文言文的课时比例仍然是最高的。对古文教材，胡适主张第一年专读近人的文章，如梁任公、康长素、章太炎、蔡孑民、李守常等人的近体古文。第二、三、四学年，多读古人的古文。教材分为两类，一类用选本，从《老子》、《论语》、《左传》、《檀弓》、一直到姚鼐、曾国藩。一类自修书，为此他开列了一个史、子、文学书的书目。
　　对教授法，胡适有许多新的见解。如上课有三件事可做：第一件，学生质问疑难。第二件，大家讨论所读的书的内容。第三件，教师可以随时加入一些参考材料。胡适主张讲古文文法应该处处同国语文法对照比较，指出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何以变了，变的理由何在，变的长处或短处在什么地方。用今天新课程的理念来看，我们注意到胡适非常重视学生主体性的开发。
　　朱自清：经典的训练
　　朱自清认为文言教学和白话教学的目的要有所区别，他主张“文言的教学从高中开始，初中只学白话”；白话要达到能读能写的目的，而“文言教学的写的方面而只到造句就成。”并进一步指出文言文的学习注重古文学的欣赏和经典的训练，逐渐把文言文作为了解古代文化的载体。1946年，他编著出版《经典常谈》，指出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文书、一些集部在内的经典，是中学语文训练的一个必要项目。这是对文言文经典文学化的伟大工作，被称为是一项“嚼饭哺人”的工作，这种工作在今天仍然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

　　朱自清写过较多的文章强调诵读和写作的方法技巧。他认为语文教学要重视诵读，“要增进学生了解和写作白话文的能力，得从正确的诵读教学人手”。他很推重魏建功举行的“中国语文诵读方法座谈会”指出课堂诵读先由教师范读，后由学生跟着读，再由学生练习着读，有时还得背诵。因为他在批改学生作文的过程中，发现学生的最大毛病是思路不清，认为思路表现在文字里可称‘‘文脉”，表现在语言里可称“语脉”，要解决文脉语脉问题，需要多练习说明文和议论文，训练正确地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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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具体的教学理论上，朱自清先生对文言文提倡诵读而不是吟唱，诵读注重对文章意思的理解，而吟唱只是机械的重复。在文言文的欣赏上，特别批评了教学中容易产生的抽象讲解的弊病，认为其实欣赏就在正确的、透彻的了解之中。欣赏并不是给课文加上“好”“美”“雅”“神妙”‘‘精致”“豪放”“婉约”“温柔敦厚”“典丽”一类抽象的、多义的评语，就算数的；得从词汇和比喻的选择，章句和全篇的组织，以及作者着意和用力的地方，找出那创新的或变古的，独特的东西，去体会去领略．才是切实的受用。这和了解是分不开的。那些抽象的、多义的评语，其实倒是避免的好。这些意见，对于分析和解决今天的文言文教学问题也是不无裨益的。
　　夏丐尊：文言文的教学内容初探
　　夏丐尊关注文言文教学的阅读材料，他说：“‘阅读什么?’这是我屡从我的学生及一班青年接到的问题。关于这问题，曾有好几个人开过几个书目。如胡适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此外还有许多人发过不少零碎的意见。我在这里却不想依据这些意见，因为“国文”与“国学”不同，而且那些书目也不是为现在肄业中学校的诸君开列的。”把国文与国学的概念与内涵加以区别，就厘清了文言文在教学上的庞杂含混的选材问题。他批评当时的国文教学没有一定的轨道，今天选读一篇冰心的小说，明天采一篇柳宗元的游记，再过一日来一篇《史记》列传，教师走马灯式地讲授，学生打着呵欠敷衍，或则私自携别书观览。他认为只就学习者方面来说，中学国文课中既以选文为重要成分，占着时间的大部分，应该好好地加以利用。

　　为防止教师随便敷衍，他以为“不妨由学生预先请求教师定就一学年或半学年的选文系统，决定这学年共约选若干篇文字：内容方面，属于思想的若干篇，属于文艺的若干篇，属于常识或偶发事项的若干篇，属于实用的若干篇；形式方面，属于记叙体的若干篇，属于议论体的若干篇。属于传记或小说的若干篇，属于戏剧的若干篇，属于书简或小品的若干篇。”(这就在理论上开启了后来教材编选的基本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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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文的原则既定，那么在对选文的学习上，他以为最好以选文为中心，多方学习，不要把学习的范围限在选文本身。具体到一篇文言文的教学内容，夏丐尊认为对于其本身的形式与内容，首先理解，还须进而由此出发作种种有关系的探究，以扩张知识。例如选授陶潜的《桃花源记》，夏丐尊罗列了八个步骤：
　　(1)求了解文中未熟知的字与辞。
　　(2)求了解全文的意趣与各节各句的意义。
　　(3)文句之中如有不能用旧有的文法知识说明者，须求得其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