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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汪曾祺小说中小人物的悲剧(3)

2013-08-08 01:08
导读:因此他们身上有价值的东西就只是一种生命的本能。所以说这些小人物说不上是悲剧人物。而且当他们的生存道路受到黑暗势力阻碍时,他们并没有站起来
因此他们身上有价值的东西就只是一种生命的本能。所以说这些小人物说不上是悲剧人物。而且当他们的生存道路受到黑暗势力阻碍时,他们并没有站起来与黑暗势力进行抗争,而是默默的忍受着黑暗势力给他们的压迫和阻碍,放弃他们的理想和愿望。
        三 
  汪曾祺本来对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但是他在小说里却很少流露出对社会的感触和深刻的思考。他始终如一个旁观者给读者在讲述一个个平淡的小故事,刻画一个个小人物。汪曾祺一生都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在长期的创作实践的基础上,他对小说的创作有了自己的思想。我认为正是汪曾祺的创作思想影响了他的小说人物描写的重点和写法。

     其一、汪曾祺说:“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他认为好的小说应该像散文诗:“如《钓人的孩子》、《职业》、《求雨》,就还有点散文诗的味道。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阿左林和废名的某些小说实际上是散文诗)。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点散文诗的成分”[8]。正是他对短篇小说 “散文化”的追求,使得他的小说淡化了情节,减少了对人物心理的描写,过滤了小说中的严肃性,让小说呈现出平静清新的味道。这一点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散文化的小说不大能容纳过于严肃的、严峻的思考。这类作者大都是性情温和的人,不想对这世界做拷问和怀疑。许多严酷的现实经过‘散文化’的处理就会失去原来的硬度”[9]。这样,他笔下的小人物就不是叙述的重点了,人物命运前因后果的追问就被文体创新所省略了。所以陈小手这样的人生悲剧竟然也没有了悲的感觉。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其二、汪曾祺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有着相当深厚的认同感,是一个主张弘扬民族性中的互尊互爱,相濡以沫传统美德的人,是一个崇尚精神自由和美好人情人性的人。他说过,“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10]。这种人道主义思想体现在汪曾祺对小人物的描写中,悲剧不直接写,不扩展写,不加重悲剧的成份。
        《虐猫》写的是几个小孩子在文革期间虐猫的故事。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都是上小学三年级的小孩子。文革期间,大人们都忙于武斗和游街,没有人来管他们,他们就只有一起虐猫。
        他们捉住一只猫,玩死了拉到。
  李小斌起初不同意他们把猫弄死。他说:一只猫,七条命,姥姥告诉他的。
  “去你一边去!什么‘一只猫七条命’!一个人才一条命!”
  后来李小斌也不反对了,跟他们一块到处逮猫,一块玩。
  他们把猫的胡子剪了。猫就不停地打喷嚏。
  他们给猫尾巴上拴一挂鞭炮,点着了。猫就没命地乱跑。
  他们想出了一种很新鲜的玩法:找了四个药瓶子的盖,用乳胶把猫爪子粘在瓶盖子里。猫一走,一滑;一走,一滑。猫难受,他们高兴极了。
  后来他们出了一种很简单的玩法:把猫从六楼的阳台上扔下来。猫在空中惨叫。他们拍手,大笑。猫摔到地下,死了。
  他们又抓住一只大花猫,用绳子拴着往家里拖。他们又要从六楼扔猫了。
  出什么事了?九楼七门前面围了一圈人:李小斌的爸爸从六楼上跳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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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一辆救护车,把李小斌的爸爸拉走了。
  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没有把大花猫从六楼上往下扔。他们把猫放了。④
  文中一开始指明他们本来是一群活泼可爱,顽皮淘气,尊重生命的小孩子。“李小斌的爸爸是走资派。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家里大人都是造反派。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不管这些,还是跟李小斌一块玩。没有人管他们了,他们就瞎玩。捞蛤蟆骨朵,粘知了。砸学校的窗户玻璃,用弹弓打老师的后脑勺。”他们为什么会“虐猫”,去做这种残酷的事呢?这与他们小小年纪是极其不相符的。 “看大辩论,看武斗,看斗走资派,看走资派戴高帽子游街。李小斌的爸爸游街,他们也跟着看了好长一段街。”很明显,他们是受了大人们的影响。大人们的行为给他们幼小纯洁的心灵带来了深深的伤害,因此他们小小年纪就做出了这样残酷的事情。
  《虐猫》中蕴藏了几条悲剧内线。一是李小斌失去了爸爸;二是李小斌的爸爸跳楼身亡;三是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他们在文革中失去了美好的童年。但是这篇小说却没有给人以悲的感觉。因为作者并没有去发掘这些悲剧内涵。他把悲剧内涵都隐藏在小孩虐猫的事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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