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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汪曾祺说:“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他认为好的小说应该像散文诗:“如《钓人的孩子》、《职业》、《求雨》,就还有点散文诗的味道。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阿左林和废名的某些小说实际上是散文诗)。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点散文诗的成分”[8]。正是他对短篇小说 “散文化”的追求,使得他的小说淡化了情节,减少了对人物心理的描写,过滤了小说中的严肃性,让小说呈现出平静清新的味道。这一点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散文化的小说不大能容纳过于严肃的、严峻的思考。这类作者大都是性情温和的人,不想对这世界做拷问和怀疑。许多严酷的现实经过‘散文化’的处理就会失去原来的硬度”[9]。这样,他笔下的小人物就不是叙述的重点了,人物命运前因后果的追问就被文体创新所省略了。所以陈小手这样的人生悲剧竟然也没有了悲的感觉。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其二、汪曾祺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有着相当深厚的认同感,是一个主张弘扬民族性中的互尊互爱,相濡以沫传统美德的人,是一个崇尚精神自由和美好人情人性的人。他说过,“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10]。这种人道主义思想体现在汪曾祺对小人物的描写中,悲剧不直接写,不扩展写,不加重悲剧的成份。
《虐猫》写的是几个小孩子在文革期间虐猫的故事。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都是上小学三年级的小孩子。文革期间,大人们都忙于武斗和游街,没有人来管他们,他们就只有一起虐猫。
他们捉住一只猫,玩死了拉到。
李小斌起初不同意他们把猫弄死。他说:一只猫,七条命,姥姥告诉他的。
“去你一边去!什么‘一只猫七条命’!一个人才一条命!”
后来李小斌也不反对了,跟他们一块到处逮猫,一块玩。
他们把猫的胡子剪了。猫就不停地打喷嚏。
他们给猫尾巴上拴一挂鞭炮,点着了。猫就没命地乱跑。
他们想出了一种很新鲜的玩法:找了四个药瓶子的盖,用乳胶把猫爪子粘在瓶盖子里。猫一走,一滑;一走,一滑。猫难受,他们高兴极了。
后来他们出了一种很简单的玩法:把猫从六楼的阳台上扔下来。猫在空中惨叫。他们拍手,大笑。猫摔到地下,死了。
他们又抓住一只大花猫,用绳子拴着往家里拖。他们又要从六楼扔猫了。
出什么事了?九楼七门前面围了一圈人:李小斌的爸爸从六楼上跳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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