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秋雨散文文体意识(2)

　　这种散文文体意识带来了余秋雨散文文本浓厚的主观感悟色彩。他的散文虽然多以游记形式出现,如《文化苦旅》、《行者无疆》等,但与一般游记篇章大有不同。其笔墨所涉虽然表层也在访山问水,却不似一般游记重在“潇洒一游”。亦即说余秋雨的目光并非止落于对一个个无声景点的形象摹写,整体叙写经营也不是首先重在技艺精巧的追求。他散文笔下的客观风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家对社会历史文化省思的介质,创作主体的情感体验才是创作思维营构的主导。如记写我国著名藏书楼天一阁的《风雨天一阁》实际关注的是这样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3] 它重在表达作者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体悟,因而叙写“天一阁”的历史变迁实际上成为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精神人格的表层依托,全文精髓在于作者对以“天一阁”主人范钦为代表的一类传统优秀知识分子“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4] 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的人格光辉的揭示与歌颂。

　　应当说,余秋雨的散文创作动因是生命意义追问中的困惑,困惑中的思索:“我把我永远想不明白的问题交给我的散文”,写作散文是有“另外一种追求”,同在上述讲座中谈及散文创作体验时余秋雨如是说。在现实生活中,余秋雨是个求真的学者,丰富的生活经历带给他的不仅止于一般生物性的经验积累,更是以诗性情怀感悟人生的价值体验。对他而言,散文既是心灵困惑的诉说,同时也是一种解决困惑、追寻生命意义的方式,散文文本实际上是作者自我价值观念、生命意识的外化。因而他的散文创作完全是“笔”随“心”走,至于对形式层面问题的考虑,正如他说自己在许多时候写作文化游记时不考虑诸如谴辞造句等因素那样,倒是位在其次的。因此,在余秋雨散文世界中,“散文”不可单纯从表现形式上作界定,创作主体对所观照客体的“以身体之,以心验之”,由此而进入价值叩问与发现的境界,抒写出超越一般生活经验的诗性情感才是散文的真谛;散文是一种有着深刻反思、舞动着诗性灵魂的文体,创作主体以超越经验与平庸的诗性情怀表达出对社会人生的关怀才是散文核心价值和意义所在。

　　二

　　余秋雨对散文是创作主体“心灵体验”的认定,与现代散文大家郁达夫所提倡的散文创作第一要写“散文的心”的观念是有共通之处的。我们可以把这“心”理解为蕴含于文的、富有意义的主体精神,这是决定作品审美价值的重要元素。

　　回顾建国后散文创作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十七年散文虽然有着明显的关注社会、思考现实的倾向,但思想情感大多淹没于纯粹的社会生活之中,缺乏必要的、独立的创作主体人格精神。如五、六十年代“写中心”、“赶任务”、“歌颂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 这样的散文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中不少作品呈现出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神圣化”或背离历史现实的“伪崇高”色彩。此时散文创作虽然努力切近社会主流生活,然而大多却因思想的浅薄、情感的浮泛而显示出一份贫弱与苍白。此外,即使在当时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中,由于主体意识淡化,思想个性在有意或无意之中被遮掩,艺术创作中极为可贵而重要的主体精神在相当程度上被消解。有时乍看起来表现的是个性,但实际上共性色彩浓厚;看似抒发自我怀情,但矫饰成份居多,创作主体富于个性化的情感理想、艺术思维受到极大抑制。十七年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少散文创作由于深受建国后散文模式的影响,仍在自觉不自觉地延续着以往的散文传统。进入新文学时期,虽然也有了一些年轻作家的散文创新,但就总体而言,散文创作仍未形成一种自觉的主体意识。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撞击与交融之中思索着,在多元融合对立的现实中开始冷静定位自己的坐标。在这种背景之下,散文也开始了以新的姿态走向当代人的心理。开始由相对浅显单一的抒情、言志进入深层的思考,由感性的热情转向理性的期冀,由难以企及的“神圣”、“崇高”而切入到关联千古常人生活的文化反思。由此一种优美崇高而切近生活现实的精神品格开始渗入散文实践,散文领域日渐形成艺术创作新格局。在这个新格局当中,余秋雨散文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一种强健的主体精神在散文创作中的确立。余秋雨由《文化苦旅》所开启的系列散文笔涉中外,它们在聚焦人类文明发展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