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秋雨散文文体意识(4)

　　我们说,散文的主体精神要想达到“真”而“美”的境界,必须以创作心灵的自由、真诚为前提。“散文创作是知识分子精神和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8]其中所揭示的应是散文创作的内在规律。然而在漫长的年代中散文创作往往陷于刻意雕琢的境地,人们很难从中真正体味到作者的真实人格和复杂的人本心理世界。余秋雨散文则以其形神之不拘一格地自如挥洒而展示给人们一个解放舒展的心灵。它拒绝雕琢虚假与矫揉造作,敞开心灵,使得一种令人惊喜的真诚而大气的审美风范得以张扬。

　　三

　　在其散文观念的主导下,余秋雨的散文实践实现了双重突破:一是突破了长久以来或是抒写服务于政治的“伪大我”之情,或是吟叹个体化、私秘化的小情感,或是籍闲遐小品游走于世事之外的模式,以真诚、强健的主体精神人格营构出底蕴深厚的“大散文”;再则从艺术表现上看,应承“大散文”精神内涵的表现需求,余秋雨散文突破了长久以来被规范化、样板化了的表现形式,以大气磅礴、放荡不羁的手法创造了憾人心魄的艺术境界。

　　从余秋雨散文创作精神内蕴方面看,作者深沉的文化追思凝结出凝重丰厚的诗性情感,把散文创作推向了意蕴绵长的大散文境界。余秋雨散文内在精神突出地表现为鲜明的文化反思性。从《文化苦旅》开始,从中华传统文化到欧洲历史文明的追寻足迹,人们可以看到余秋雨遭遇着一个又一个关于历史文化的困惑,于是有了他一次又一次的价值追问。面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他所有的困惑与追问最根本处可归结到一个古老的话题:蒙昧——野蛮——文明。在《文明的碎片·题序》中余秋雨写道:“写作每一篇文章都有各自的题材和主旨,那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结线是什么?我究竟是凭着什么样的精神标准把这么多陈旧的故事快速召来又依次推出的呢?” 其中“至少有一个最原始的主题:什么是蒙昧和野蛮,什么是它们的对手——文明?每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近为它呼喊几声。”[9] 由此可以,作者始终在努力探寻、追问千百年来古今中外关于蒙昧、野蛮与文明之间相互搏击的历史,使得其创作指向鲜明的文化反思。

　　正是这种对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意义深刻的省思以及从中自然传达出来的生命意识与精神人格,使得余秋雨散文得以超越平庸而进入高迈境界。作者以其生命智慧观照社会人生、历史文明进程,在充满创作主体个性特征的深沉体验之中铺就一条深远的历史文化隧道,于历史文化隧道之中穿行的历程生发出作品灵动的诗性,张扬的艺术个性令其散文篇章携着宏大气魄走向高远境界,从而收获气韵生动、气度非凡的“大散文”魅力。如在《十万进士》中,作者怀着对中华文化艰涩的两难思索,洋洋洒洒的笔墨从科举制度游走到社会秩序,从追求个体生命的飞黄腾达到普遍的社会人格灾难,飞扬的神思将读者引入灵动深致的艺术境界,人们在掩卷沉思之间获得如许思索的愉悦与启迪。

　　为使作品精神得到适切的传达,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也就成为余秋雨散文创作的必须。对于自己的写作,他原本就明确意识到与传统的悖离:“我已经料到,写出来的会是一些无法统一风格、无法划定体裁的奇怪篇什。”[10]而在《文明的碎片》的题叙中,他甚至说最好不要把他放入散文这个“界”中,不要把他的文章叫做散文。但从体裁角度而言,人们还是将其此类创作归为散文,这已是个公论。但由此可知,在创作之始余秋雨就明确地突破了建国以来关于散文定义的传统,奉献出一种新的表达范式。

　　建国后几十年对散文的传统认识之一即散文是“文学中的轻骑兵”,相应的对散文体裁有着“篇幅短小”的规范,这直接导致不少散文作家或热衷于描摹微景细象以明志,或沉湎于吟唱个人心底悲欢以抒怀,让人看到的是散文视域相对狭窄与风格的小家子气。应承着博大情怀、超迈精神、宏阔视野的选择,余秋雨散文往往篇幅浩大,洋洋万言之文不在少数。外在形式之气势与内在情理之气魄相契合的结果便是明显地突破了散文以往那种“小体会”、“小摆设”的格局,给人以大气磅礴之感。当作家探入历史文化长河,依凭着洋洋篇章而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地自由漫溯时,人们惊叹于他的大命题、大表现,强烈的阳刚之气动人心怀。

　　对于散文的创作,当年鲁迅曾经说过:“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然而后来人们对散文提出了“形散神不散”的理论,当这理论发展到极致便是长久定位于“景—情—理” 的结构模式,这就使得散文表现形式在相当程度上作茧自缚,呈现出呆板的局面。余秋雨散文创作则明显表现出不再囿于传统教条,而是“笔”随“心”走,道法自然。整个篇章行文可以在一种放射性思维与情感的推动下自由挥洒,感慨往往极为丰富,思索往往也是多重的。如他的《道士塔》,既有对愚昧道士的批判,也有对古代灿烂文化被毁的悲哀,还有对民族屈辱历史的感叹,同时抒发出对腐败国家机制的痛憾。在《莫高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