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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 中国 的传统思想已成过街老鼠，就是鲁迅先生自己，也在自觉主动地跟传统思想划清界限。为什么先生最终还会成为传统的俘虏、传统的牺牲品呢？出了上文提到的 教育 原因之外，还有一个 学习 环境的原因。近代以来，人类 社会 的基础民主自由思想和制度，起源于欧美。日本脱亚入欧，变法更新，把民主自由当作富国强兵的手段，移植到东方专制传统的老干上，虽然也开花结果了，但跟欧美把民主自由当作目的已大异其趣。结果也不一样，日本虽富强但领导不了世界，日本只是世界 现代 化的受益者，而不是世界现代化的推动者。鲁迅先生在日本变法成功，走向富强的关头留学日本，日本人因 方法 得当而崛起的事实，中国变法因方法不当而失败的教训，使方法重于目的，过程就是一切的思想氛围严重 影响 了先生的思想方法，使先生失去了思考新思想、新制度的动力和热情。方法成了诉求的唯一对象，革命成了中兴的唯一选择，“治国平天下”的幽灵就这样悄然复活。“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塑造的正是“治”“平”战士的 艺术 范型，闪现的是战术使用的坚定，而不是战略思考的深刻，是“技”的聪明，而不是“道”的智慧。单单留日的学生大抵都有这个重方法、重行动的毛病，跟留欧美的学生从民主自由这个根本上思考中国的 问题 ，形成鲜明对比。昔人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于中，得其下矣。中国留日留美学生的不同，是又一个 历史 验证。
所以，鲁迅先生在辛亥革命和大革命之间的革命低潮时期，对中国农民和中国命运进行的深入思考，旋即被逐渐高涨的革命浪潮所中断。“强国保种”的紧迫形势，“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信念，正确方法可保成功的日本经验，决定了鲁迅先生在国家命运决战关头，不能不在短兵相接的战场上挺身而出，民族的苦难在呼唤他，学生的鲜血在呼唤他，做人的良知在呼唤他。这是十分可惜的。先生再没有可能把农民的苦难跟中国的现代化联系起来考虑，再也没有可能把中国的命运和中国的现代化结合起来考虑。这一欠缺十分严重，因为再没有人能接续思考，来完成中华民族这一历史重任。以致过了快一个世纪，进入了新的千年以后，大陆上仍然是，“农民真苦， 农村 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严重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仍然无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因为农民的苦难历朝历代都有文人墨客为之呐喊呼号，农民的翻身解放历史上有很多英雄豪杰为之奋斗拼命，对社会的黑暗和丑恶，历代不少疾恶如仇、舍生取义的志士仁人，拍案而起，与之抗争。跟他们相比，先生并不过于深刻。现代化才能救中国、救农民的历史课题，才是先生超越前人的制高点。因为忙于实际的战斗，先生放弃了对这个思想制高点的占领和扩展，只顾趴在壕堑里向迎面而来的敌人猛烈开火。也许作为战士，先生是勇敢的，但作为思想家，先生是欠缺的。文学是文学家安身立命之所，是文学家表现自己和世界的工具，也是文学家认识自己和世界的工具。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先生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中，自动放弃了文学创作，自愿把书斋改成了堡垒，因而不但失去了表现世界的机会，也失去了认识世界的机会。
比如，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艰难地走向统一，艰难地开始向现代化迈进的时期，可是在先生眼里，除了国民党的内战，暴政，杀人，卖国外，一无成就可言；除了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外，一无工作可做。就认识水平而言，实际上鲁迅已不如茅盾。茅盾在《子夜》中还正确表现了那个 时代 是封建主义要死，资本主义方生的时代，是中国在希望与失望中前进的时代。先生的认识甚至还不如一介武夫张学良。张学良因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进攻的不抵抗主义而举行兵谏，逮捕了蒋介石。据说是看了蒋的日记，了解到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计划和苦心后，张学良才决定释放蒋介石，并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当然，鲁迅不可能看到蒋介石的日记，但他即使看到了蒋氏日记，能认可现代化建设吗？
作为文学家，现实主义决定了他需要现实的教育，但作为思想家，岂能只看到眼见的，只听到耳闻的。思想家的思想，应该穿透历史的尘雾，看到社会问题的本质和走向。思想家的思想，应该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和 规律 。像德国的工人领袖罗莎·卢森堡，虽被关在监狱中，却能洞见苏维埃大会上领袖一呼，万众激昂的弊端，并敢于提出尖锐的批评与严重的警告。由于列宁的反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击，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反击，罗莎.卢森堡的声音被尘封在历史中。然而，历史最后证明罗莎.卢森堡是正确的。这才是思想家的本色和天职。相形之下，到过苏联，目睹十月革命现实的人，如中国的瞿秋白，美国的里德等，一味忘情讴歌，热情投入，激情虽可敬，精神虽可嘉，但谈不到有思想。同是到过苏联，与众多赞美者不同，纪德透过苏联生活的表象，看到生活的本质，直言不讳地进行批评，虽遭谴责，历史却证明真理在这位法国作家手里。同样情况还有罗曼.罗兰，虽然大作家迫于形势，把自己的真实意见藏了起来，公开说了很多违心的话，赞美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但五十年后出版的《莫斯科日记》，证明了大作家不愧为大作家，他也是能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对苏联的弊端也很清楚。看透事物的本质，不被假象迷惑，这才是思想家，尤其是大思想家。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批判，对斯大林和苏联成就的由衷赞美，都说明，鲁迅并不属于思想家的行列。
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一样，由于反蒋的共同立场，共产党把鲁迅看作挚友，方志敏牺牲前，将遗作托人转交给他，瞿秋白跟他肩并肩用杂文进行战斗。鲁迅也把共产党看作中国的希望，每月资助左联三十个大洋的行动，“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条幅，配合文化反围剿的斗争，就是证明。虽然他也看出了领袖人物身上的山大王气，虽然在左联跟共产党领导周扬等专制专横进行了不妥协的抵制和斗争，可惜的是，先生并未看到专制专横幼芽将要 发展 成制度，并未看到产生专制专横的体系和组织，只看成个人作风问题。因而，鲁迅的硬骨头是对形而下的具体敌人的搏斗，而不是对形而上的荒谬理念的普遍抗争。战斗范围有限，取得的意义也有限。旧的不好，他已看到了，他对旧政府、旧制度的批判是有充分理由的，是坚定不移的。然而，必须一切推倒，重新再来吗？新的一定比旧的好吗？答案应该是不肯定的。由于智慧和生活的局限，人类一直尚未创造出最好的制度和政府，这是人类的遗憾，也是人类的现实。邱吉尔说，民主制度是最不坏的制度，无奈之情溢于言表。雅各宾派人物圣茹斯特甚至对革命作了这样的表述，“一个民族仅有一个危险的敌人：他的政府”。然而，鲁迅由于传统的“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