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少年性教育中的健康教育与性别教育(4)

　　第一，就是为了便于对性意识进行规范及控制；第二，能够将五花八门、互不关联的各种性功能统合起来，并且将它们之间原本的不一致性掩盖起来；第三，在论述中性别便以结论的姿态出现，被视为是一种内在本质，而正是透过这种内在本质才能制造出与性感觉、性愉悦、性欲求互相呼应的举止习惯，而这些举止习惯也只能在这种内在本质的框架下才能被理解，一切社会化作用倾向于对女人实行限制，这些限制全部与被视为神圣的身体有关，应被纳人身体的配置之中……。她们学会穿不同的衣服，这些衣服适合连续不断的不同情形，从小姑娘到生育年龄的处女，从妻子到母亲，她们通过无意识的模仿或明确的服从，“不知不觉地获得了束腰带或头发，走路时让身体的这个或那个部分摆动或保持静止，显示面部表情和把持目光的良好风范”，于是，女性服从角色的塑造过程，“似乎可以在鞠躬、低头、弯腰、低垂这些事实和弯曲姿态中找到一种自然的表现，相关的顺从被视为与女性相称，基础倾向于反复灌输整个身体或身体这个或那个部分的举止方式，如微笑、垂下眼睛、容许别人打断说话，展示了人们如何教妇女占据空间、走路和采取适当的身体姿态。”

　　当然，学术界认为性别刻板印象的理论来源，主要是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理论和阉割情结理论。弗洛伊德认为性压抑(羞耻、厌恶、同情)在女性身上发展得较早，而且较为顺利，一般来说，女孩的性抑制倾向比男孩要大，这种倾向是由于女孩的被动的性角色所致。由此，弗洛伊德进一步解释了男性与女性的不同的社会角色，女人的被动性和她的性表现方式使她表现为受虐的倾向，而男人则表现为施虐倾向。

　　人类学家以田野基础上的志批判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在《性别与气质》一书中，米德把她所研究的三个部落男女气质与弗洛伊德关于男女角色的有关论述进行了比较，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阿拉佩什部落，男人被培养成合作型的性格，他必须满足其他人的需要，没有攻击性，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认为性不是性别的主要差异；在昌布里部落则是另外一回事，这里的男人和女人都具有攻击性，不讲究感情的和谐，在性方面很有个性，实际上，这里的男人和女人都没有母性情感，而这种感情在阿拉佩什部落那里却是普遍的；在蒙都哥莫部落，性的优势地位恰好倒过来了，女性在性生活中处于支配的地位……。米德指出，一般的女性气质在一个部落里为男女共有，在另一个部落则男女全无，因此，她的结论是，在强大的文化面前，人类的本性是微不足道的，男女两性在性角色方面的差异是文化的结果。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面对女性研究对父权文化及男性角色的审视，男性研究开始反思父权文化并展开对性别刻板印象的批判。1982年，在一篇有关澳大利亚高中生的田野调查报告中，学者们首次提出了支配性男性气概概念，报告认为，影响男性气概的因素可分为许多层次，包括性别的、阶级的、种族的，等等，它们共同参与了男性气概的建构，也就是说，“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都是社会建构的，因的不同而不同，与家庭、信仰、国家、当局或工作场所有关”，并非所有男人均从父权体制的不平等关系中受益，男性也是性别统治的囚徒和暗中的受害者，因为男性角色“也是经过一种社会化的长期作用构成的，是一对相对于异性的主动区分的长期作用构成的”。

　　正是由于男性研究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性别的常识性知识绝不是恒定的，而是在不断变化的日常生活中形成或者完成的事实，因此，性教育工作者就有义务把避免性别刻板印象纳入青少年性教育体系中，让青少年不断地调整性别认同和性别观，形成有利于男女平等的性别，营造出男女和谐的性别文化氛围，从而促进每一个个体的健康与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