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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共和国6O年文学创作的理想追求(2)

2015-05-29 01:15
导读:文艺界在此基础上更新观念,认为文学不是一种可以受政治摆布的简单工具,文学的特性是 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简单传声筒,文学创作突破了单一的创作方

    文艺界在此基础上更新观念,认为文学不是一种可以受政治摆布的简单工具,文学的特性是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简单传声筒,文学创作突破了单一的创作方法的约束,为思维敞开了广阔的大门,作家追求审美效果,追求表现方法的变化、新颖。首先是新时期作家的意识强化,对语言的价值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认为文学的审美价值是凭借语言而得以实现的,谋求富有个性的语言系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文体。同时小说崛起,客观现实生活心灵化,圆形人物形象大量出现,性格因素的单一结构向着性格因素的多重结构演变,传统的线性叙事向复线、多头、放射、网状、块状、立体交叉的现代叙事转变。这一切与作家审美意识的强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作家改变图解政治概念的创作方式而转向文学创作活动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强烈诉求。

    因此,新时期文学创作对审美理想的追求,一方面使文学由长期存在的单一政治视角转向开阔的社会视角,使文学重新回到对人的精神苦难以及生存境域的关怀之中,对人之为人的尊严、道义、世俗情感以及自然欲求给予了积极主动的吁请;另一方面则推动了文学创作从注重“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使文学剥离了以往的阶级性、革命性、模式化等表达传统,完全打破了文学载道与教化的单一,使文学转向多样的审美功能,通过虚构、想象而创造一个艺术的真实世界。例如“朦胧诗”的崛起被理解为中国诗人强调诗的艺术本体,第一次以个人声音表达思想与情感;作为知青作家,史铁生一直对美好的事物有着特殊的敏感;张承志的一系列小说则以昂扬的激情倾诉新时期青年人不可遏止的愿望,洋溢着理想主义的英雄气概和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新潮小说作家马原、洪峰等特别强调作家的主体性和他们创造文本、支配文本的绝对自由,以丰富的想象和出神人化的语言改写了现实生活的本真形态,并很好地制造和保持了文学与现实的必要距离,文学的愉悦性、审美性、个体性、主体性、创造性都得以在一种洒脱的境界中自由地呈现。

    但是如果全面审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审美理想追求,把文学视为一种纯粹的审美本体的矫枉过正的极端化倾向又造成了形式游戏的泛滥。许多作家陷入“唯形式主义”的泥淖,过于强调文本形式的修筑意味和叙事技术的自娱倾向,沉溺于语词的游戏和文本的狂欢,在超越世俗、远离现实的同时彻底丧失了人文精神的追求,越来越无法对现实“发言”,使文学成为一种多余的点缀甚至成为对现实的蒙蔽。例如新潮小说作家往往沉醉于文本游戏之中,在语言方面既高度自律化又高度能指化,给人带来很美的语感,但语言的狂欢既淹没了文本的意义、故事、人物,也淹没了文本和小说自身。这一切启示我们,审美理想只有建立在维护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参与和承担的前提上,才有切实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的建立,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也在加速进行。主流文化、大众消费型文化和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分离状态开始取代过去的一体化文化结构。文学已不再被视为可以超越于其他文化形态之上、并回过头来引导它们的纯审美模式,而是与它们交互渗透在一起,成为普通文化的一部分。由此文学创作形成鼎足而立的三大种类:主旋律文学、精英文学、大众文学。

    主旋律文学具有明确的主流意识形态导向,利用文学特有的审美感染力教化公众,追求社会整合、秩序安定的政治文化理想。精英文学追求精神家园,强调文学的重要职责是维护人类生存的丰富向度,因而精英文学比较富于批判精神,比较关注人类和个体的生存困境,关注人性的美好、丑陋和复杂;大众文学则是迎合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注重满足日常生活的娱乐趣味。大众文学在赢得文艺商业价值的同时,往往以其市场本性和效益原则驱使整个文化趋向世俗,成为一种贬低或放弃人的精神向度而以盈利和消费为目的的消遣文化、商业文化。这种大众文学无情地解构着一元文化时期的意识形态中心,冲毁着精英文学的文化价值理想。

    可以说主旋律文学、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都有自己的文化理想追求,这三种文学的互动、矛盾、融合及发展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杂语喧哗、多元发展的基本格局。同时也应看到,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社会依照现代化秩序加速了进人全球化世界体系的步伐。作为一种自我制衡,中国急需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轴心去整合全民的精神信念,同时现代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需要精神文化的引导。因而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文化对整个社会生活全面渗透的过程中,主流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和大众消费文化相互渗透,彼此整合,逐步重新统一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呈现着民族文化本位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和谐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之中。这样重新整合民族的精神信念,实现文化认同,亦即对个人、集体、民族和国家身份的确认成为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的共同理想追求。

    经过60年的风雨历程,共和国实现了大国崛起,走向了民族复兴,文学创作的理想追求也经历了政治理想、审美理想和文化理想的变迁,有了各自的得与失。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目标是能够向世界输送价值观,输送新生活。这种输送不仅附加值最高,而且最有品格,最受尊重,最有尊严。同时也应该指出,在物质文化发展的同时,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人更需要与自然和谐共存,更需要人文理想和深度的精神文化的关怀。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反映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表现对人类的精神关怀,揭示人类历史的丰富内涵,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整体发展。提升经济发展的人文气质,提高公民素质,提升文化软实力,促进人类共同走向繁荣、富强、文明、和谐是中国文学创作面向未来的理想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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