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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百年中国史上，这是外来文化第三次，也是最大一次向本土浸漫。中国表层的文化土壤已发生变化，西方文化不再是陌生的面孔，它正在以悄然无声的方式向深层浸透。在这个过程中学校教育也非超然世外。我们且不论师生的校外文化生活，就校内学习生活中的外语教学来看，其在学校中的学科地位空前提高，不仅开课时间下移到小学一年级甚至幼儿园，而且自初中起与本国语的课时持平。即便如此还意犹未尽，有的学校打出“双语教学”、“国际学校”、“有专聘外教”、“外语特色”等招牌吸引生源、抬高身价；有的学校以与国外合办、或毕业生可直接进入国外某(或某类)大学作为高收费的砝码。学外语还受到学生和家长的追捧，在许多家长的心目中，外语的学习是捧金饭碗的敲门砖，比本国语还要重要。而学生在课外大补外语、参加外语考级的人数猛增，又促进了学生对外语课和校内学外语的劲头。留学的低龄化和风潮化是又一标志，国外的教育机构也以中国为教育市场大举进入。在教育改革与国际接轨的旗号下，学校不仅出国交流的频度大增，而且以西方的理论、改革动向为标的，移植、追赶之风不减，现在已进入到某些学科整套使用外语原版教材的试点。某些市和地方政府还推出了让国外机构培训国内校长的名校长培训工程。由此可见，学校追洋、西化的风潮之盛还与行政力量和政策的支持相关。率先行动的常常是一些国内有影响的名校，其他一些学校虽心向往之，但力不足，做的不够非不愿，而只是不能。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学校民族文化教育的一面。它虽非无，但与加强外语和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比，显得十分乏力。如民族文化和传统的教育，学校通常将其划在德育范围，与政治、节日活动相关，这使其与学生的性情、兴趣距离增大，以表演节目和集中大型活动进行相关教育的方式，又使相关教育象风一样地吹过，有时还有许多形式主义，只求完成任务、不求实效的心态，本土文化的浸润作用和功利价值，在与西方文化相比时都显失色。
全球化和中国目前处于文化传播弱势的地位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转换，但中华民族的全球性生存和伟大复兴不能没有文化复兴。学生成长中对民族文化、语言的认同是一种根的认同，是将学生个体精神世界与民族精神血脉联通的重要纽带。
面对如此的现实，包括学校的现实，学校领导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通过学校教育实现青少年一代文化培根的导引，是学校文化建设中关乎民族文化兴旺的大事。是任何独立国家都会关注，且不能依靠国外文化引进来解决的大事，是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做的大事。改变盲目迷信、迷恋国外文化与教育的心态是学校首先要做的工作，而后才可能认真对待和承担起文化培根的任务与责任。它不是一项单一的工作，而是要化在学校的一切工作中；它不只是加一些课程、读一些经典文献诗词，而是要用民族文化的精神浸润学生的心田；它不只是让学生多一些知识、技能或工具，而是要树立21世纪中国新一代的民族自尊、自信，使他们成为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平等对话者、民族文化的传播者。只有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精神和财富有了体验、沟通、把握，由此而生热爱的人，才是有根的人，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才能在面向异国文化时真正吸收到有助于本国文化生长发展的营养，增加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能力。
民族文化的根只有在一代人的心中扎根壮大，才有绵延发展的生命力，这是学校教育恒古不变的使命，在全球化还处于弱势地位的今日中国，这一使命的实现虽然更为艰巨，但也更为关键和迫切，清醒并自觉地承担起这一当代文化使命，是学校文化自觉的重要表现。
(三)现代与传统纠缠状态中的未来导引
无论是从个体角度看当代学校教育有关个人健康、幸福人生导引问题，还是从社会角度看民族文化的培根导引问题，都可以归到更为综合和以时间为维度的一个新问题——现代与传统纠缠中的文化发展的未来导引问题。个人生活在时间与空间的连续与绵延之中，内含着不同时空的交互与碰撞。因此，学校新文化任务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并列，而是将个人、社会的文化关系，层层综合到具体的、历史的、关联的、交互的时空之中，旨在明晰指向发展与未来的今日学校的文化创建使命，形成当代新型学校的文化自觉。
现代与传统的纠缠是今日中国文化生境中十分突出和独特的一个景观。就“现代文化”而言，包含的不只是上面已经提到的时尚消费文化、西方流行文化，而且还包含着当代十分突出的科学技术文化，以及体现当代精神的学术文化，涉及到物质、观念、价值观、人生观、生活方式、思想方法、科技人文等与人相关的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传统涉及的方面与现代相同，但它源自历史的积淀，不仅有凝固的历史态，还有存活于当下的现实态。在社会常态稳定发展时期，文化更多呈现的是传统的承继与发现，现代的因素只是点状、局部地起着更新文化的作用，且通常以补充、提升传统的方式进行，不会出现激烈的冲突。但是当社会进入非常态的激烈转型时期，“现代”似潮水般的涌进、春草般的蔓延，年长的一代无法适应。年轻一代兴奋地投身，现代与传统就会出现对峙与冲突，并在两代人的显著不同的取向上得到鲜明表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当代学校教育如何在现代与传统的纠缠中进行以面向未来为导引的新文化建设具有特殊的时代和教育意义。
在此，我们用“纠缠”而不是用“冲突”、“对立”来表达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是因为两者本身不是那样黑白分明，而是具有多重关系。以传统而言，尽管我们惊呼现代人对传统的经典越来越疏离，对本民族的传统节日没有以前那么重视，在年轻人那里还不如过洋节那样有兴趣，同时民俗、戏曲等中国特有的文化形态却正在消失。然而，传统经典所反映的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体验，还相当普遍存活于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人们的头脑中，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一种精神力量和认识世界的最内在方式。汉字的独特形态依然是民族的象征，汉语的丰富性、独特的表达力和内蕴的想象空间、数千年的文明史，使中国人拥有他民族不可替代的人类最丰富的精神、物质家园和独特的中国智慧。它以悄然无声的方式存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看似无形；但一旦遭遇强大的灾难、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就会汇聚成挽狂风巨澜之伟力，转危为安、重现光明，使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生生不息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传统文化中内含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转换和可变的机智性，又使传统具有吸收现代和实现当代更新的能力，是传统本身提供了传统发展的可能和基石，它并不是以一种阻挡现实发展的力量存在于当F。可以说，没有传统的现代是不存在的。
传统与现代在文化上确实存有差异、直至冲突，这是纠缠的另一种表现。差异、冲突的存在不仅是因为一个半世纪前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以外来文化借助武力打开国门的方式开始的，而且长时间与外来文化处于相争的状态；中国的弱势地位又使其缺乏与外来文化对话的可能，从而滋生出对西方文化或依赖仰视、或追赶模仿、或敌视排斥的偏态。而且还因为外来文化中的科技因素及其渗透到一切领域的广泛应用，使中国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它既改变了一部人的地位和生存状态，同时又衍生出许多传统社会中不可能发生的新问题。再加上现代西方文化内含的独立个体之基本立场和伦理价值观，对个人独立意志的尊重和西式平等、民主的维护，与中国传统中的人伦立场和等级秩序平衡的维护不可能简单相加或相溶。
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只能在这样的纠缠中实现。但是，实际上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当代的中国人大都还没有完全读懂。对传统缺乏的是自觉、深究和活化，对现代缺乏的是理解、选择和我化。如果从发展的眼光看，正是这种“纠缠”的存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复杂的多种可能与路径，使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有可能蔚为大观，创造出包含着现存又超越现世的新的文明。这种新文化的创造者将在今日的学校中养成，为此需要学校承担起文化上的未来导引任务，它不仅关乎中国也关乎人类新文明的创造。
学校教育大文化建设中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有多重表达。从根本上看，学校是人类社会、民族文化繁衍纵向沟通的最重要的机制，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参与当代新文化的创造，为未来新文化的创建培养人才，是学校作为社会存在之必要的重要依据。目前，国内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由民间或办学机构提倡和掀起一股“国学”热；学术界开展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复兴的讨论；政府则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并寻找这一目标提出的理论、现实和传统的支撑，还通过参与祭孔等传统仪式和保护文化遗产、尊重民俗节日等外显行为表达对传统文化的期望。这是值得学校关注的现象，也为学校在继承、发扬传统文化方面提供了社会条件。但学校新文化的创建不能仅局限于此，还要着力于传统与现代的沟通。学校要区别文化的精神、知识、技术、工具和行为方式等多种层面和载体，区别不同文化的异同，明晰在具体历史和社会条件下整合的原则，研究当代学生精神成长所需的“文化营养”。唯有如此，学校才能建设落实大文化并发挥其在文化创新中的未来导引作用。
学校新文化的建设还要求处理好一系列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处理好教育改革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及教育中的师生关系。前者重在完成教育观念，办学行为和教育行为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它需要对传统的深究、激活与更新，也需要对现代西方教育思潮的辨析、取舍与吸收，更需要基于当代中国社会和教育实际的、面向未来发展的整合与创造。后者重在建立起新型的师生关系，它既不是对传统的师道尊严的维护，也不是象有些人十分强调的当代新一代对老一代的反哺作用的增强，“反哺观”是一些对当代信息技术尤其技术的作用特别强调的人所持的一种观点。我们认为在对新技术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列包括学习、生活等方式的变化方面，新一代的接受和喜爱程度会强于成年人，极端的还会沉溺其中，但不能因此而把“反哺”看作是一种普遍现象乃至规律。因为技术不能代替一切，成年人与青少年相比，最大的财富在于成长经历与成熟水平。正是在这方面具有的经验和自觉，成年人有可能作为老师；也正是在这方面缺乏经历和体验，青少年需要老师。“新基础教育”主张建立的新型师生关系，是以师生相互在人格上的尊重与关爱，在认识上的理解与沟通，在行为上的自主与协同，以及教师的积极导引和学生的主动发展相结合等为特征的，富有教育性的民主、平等、合作、发展的师生关系。
以上从社会转型的角度阐述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向学校提出的文化的超越性任务，同时，也简略地展示了当代中国学校所处的前所未有的复杂文化环境。这种环境一方面以外在于学校的社会存在方式作用于学校，使社会文化影响与原有的学校文化之间产生众多的不一致、矛盾和尖锐冲突。另一方面它又渗透到学校内部，造成学校内部文化的复杂生态。这是每一个在学校工作的人都能感受到的事实：如学校中育人目标与经济效益的矛盾；教师意识中义利关系观念的变化及其在职业行为中的表现；师生之间、青年教育与中老年教师之间价值观的差异、矛盾与冲突；新旧教育观念的碰撞；学科知识价值的判断和实际上的重新定位；校内文化氛围原有传统的打破等等。它们均让人感到喜忧交加，在看到新目标的同时，又感到失落和茫然。校内外生态的复杂已经把教育者推到如此两难的境界：要固守原有的学校文化模式不仅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且在实际上也守不住，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变化已经出现，并且还在进行之中。要想按新的培养目标改变现有的学校文化状态，社会又还没有形成可直接供学校所用的、体现中国社会发展和新世纪人类发展精神的新文化体系，社会自身还在转型的初期运作中。因此学校要完成适应新时期发展所提出的新文化任务，唯一的出路是参与到社会新文化的构建中去，按社会发展的要求和时代的精神，构建超越现实的新学校文化。这就是我认为社会在不同于常规发展的转型时期，学校所面临的文化使命。
三、创建学校新文化的策略
学校教育如何构建新的学校文化?凭空制作显然不行，把各种“流行”拿来拌成“文化色拉”同样不行，让各种文化轮流坐庄，或“只取其一，不及其余”也不行。在我看来，可以采用的合理策略是整合。需要指出的是，“整合”在有些文化人类学家那里是对不同类型文化相互作用后产生的融合状态的描述。例如美国人类学家恩伯夫妇(Carol R·Ember，Melvin Ember)在其所著的《文化的变异》一书中就认为：“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往往是整合的，其原因之一就是，文化一般是有适应性的。”因为“构成文化的诸要素或特质不仅仅是习俗的随机拼凑，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相互适应或和谐一致的”，还因为“人们倾向于自觉改变那些从认知和概念的角度看来与其他信息不一致的信念或行为”，即“文化整合不仅可以由适应性所导致，而且也可以由认知所导致”。然而，本文所说的“整合”并非只是上述形容词类的状态描述，还是动词类的。“整合”是对当前中国学校教育在现实状态中走出复杂困境、创造新的文化规范的行为策略的概括，它植根于当前情境，但要制订的却是超越历史和现实的新规范，还要借助于新建的学校文化规范，这样才能推动学校文化与社会文化的改造和重建。总之，它们不是由简单的取舍而是通过整合而生。在这一节中讨论的文化整合策略尽管是较抽象的方法论层面的研究，但对学校文化整合在行动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策略是人对解决某方面问题所须遵循的思维方法、原则与步骤的总体设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备策略意识，也不是所有的问题解决都需要制订策略。但对学校文化整合这样一个复杂而重大的问题，策略研究无论如何是必需的。
在思维方法上，整合要求突破原有的单一凝固的主流性文化的格局，转向对多维变化的关注，通过辨证的、批判性的取舍，经过结构化的处理，从原先统一失去后出现的纷乱中走出，形成有核心的丰富的统一。也就是说要摆脱我们常用的处理简单问题的方法和按二值逻辑作非此即彼选择的习惯，学会处理复杂问题的综合方法，做到“多”与“一”的统一。新形成的“一”不是“单一”，而是有主有从，有层次、多方面的和谐统一；其“主”的部分，也不是由过去的“单一”或现在时行中的另一个“单一”来承担，而是由不同文化模式中的精华部分有条件和适度的整合组成。
就学校文化整合过程的基本步骤而言，首先需要明确学校文化的主导价值观，它是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的主导价值观在学校领域内的特殊表现，与培养目标直接相关。然后是构建学校文化的总结构，在总结构框架清晰的基础上，再来勾划每一方面、层面的框架和内容。进一步研究进入到怎样在学校的各项活动中实现新文化追求的实践层面。这是一个由整体到部分、由价值到内容、由静到动的生成过程。学校新文化的生成最终必将促进学校教育的整体改造。
为了对现有的社会文化进行改造和实现真实意义上的整合，需要遵循如下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取舍原则。它要求在学校新文化的生成过程中，对现存的各种文化作生成状态的判断和价值评析。如前所述，当前，我国已出现了复杂的文化多元现象，这一方面为形成新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同时也产生了发展性问题。首先是面对多元文化如何取舍。文化相对主义无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各类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和共存的可能，只取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必然导致无主次、无价值判断、无结构式的多元文化并存。为了整合首先需要判断。按历史的发展过程和现实的状态，判断某种文化现象出现的条件，判断其中合理的成份与程度，判断它在现实中是发展、是不足、还是过度，及其分布状态与特点，这些都是与存在状态及其合理性相关的判断。除此以外，还需按有利于人类和个体生存发展这一基于生命本质的标准，判断不同文化的存在价值。只有通过这两种评价，我们才可能把握每一种文化的特质与特殊价值，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取舍，为混乱走向有序、无度走向有度创造条件。
第二，综合原则。在对不同文化逐一分析评价的基础上，要实现综合。综合的原则是有关形成结构与关系的原则。它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各种文化的关系状态与关系性质，列出纵横交叉的关系网络，判断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向与性质，诸如互补与互斥、包容与被包容。通过关系分析，可在认识上将上述经过评析的各种文化联结起来，置于相互作用的场之中，并给予恰当的定位(包括分层、分类、分阶段)，形成不同于综合前的任何单一文化模式的新文化模式。
第三，转化原则。以上两条原则是就处理社会现存的各种文化并形成超越于现状新文化的认识而言的，但这种新文化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文化模式，还不是学校文化的直接构成。因此，需要解决转化的问题。首先是社会文化向学校文化的转化。关键是要围绕学校教育目标，根据对象的年龄特点和学生需要、潜力的差异，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改造。既要有相对稳定、对所有学生都适应的部分，还要提供可供学生选择的多样化的活动、内容与方法，形成及时吸收社会不断出现的新的、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文化内容与方式的机制。这几方面促成学校需要的文化由外向内的转换。与此同时，还应建立逆向的转换机制，即形成使学校文化参与和推进社会主流文化发展的机制。只有在双向机制都形成的情况下，学校与社会文化的沟通才呈螺旋式上升，才有共时性；学校文化才具有开放的特征，才能完成自身面向未来和双重超越的现代转型。
四、学校文化个性的形成
学校缺乏个性，这是当代我国学校普遍存在且已被意识到的问题。目前普遍采用的改变方式是强调创建自己学校的特色，但大多数学校对特色的理解是做出“强项”，以强项点状呈现的方式标明特色，这已经在前面提及。
我们认为，学校个性的本质是文化个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尽管有了很大的变化与发展，但大一统的观念、文化单一主流的规定、行政式的指导，使校长的办学缺乏创造空间。一旦校长的个性被磨灭，或校长原本就无突出个性，也不思什么进取，那么，学校无个性就成了自然而然之事了。因此，改革开放初期，把学校变革、更新、发展的希望首先寄托在校长身上，也确实出现了一批敢于搏击时代潮的新型校长，办出了有自己个性的学校。于是，舆论得出了有一个好校长，就会有一所好学校的结论。这是正常而不奇隆的。可以说，这个结论内含着合理的一面，即校长的精神状态和领导水平、能力与个性，确实会外化在学校的不同方面，会影响学校的发展。但光关注校长能力的提高，还不足以形成学校的文化个性。学校文化个性的形成，不仅要求校长有办学理念与文化追求，还要有全体师生和学校所有教育活动的精神融通方能形成。它既是精神的又是实践的；既是个人的又是学校群体共有的。
具体地说，学校文化个性的形成取决于学校领导对自己学校历史中形成的文化传统的把握和辨析，对当代社会变化和学校大文化使命的把握，以及对目前学校师、生状态以及他们不同生活背景中形成的文化特征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形成体现和适应本校办学理念的文化追求。有这样一系列的具体的分析与整合，才能人木三分地勾勒出学校理想的、可实现的文化个性的建设目标。
学校领导形成的办学理念与相关的文化追求，要想变成学校教育渗透性的有机构成，还必须获得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的认同，并能创生性地体现在各自日常的教育实践中。学校领导形成和完善学校文化个性建设目标的过程，让教师与学生参与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它不仅有助于目标确定本身的合理性与针对性、可行性与发展性，而且还会增加师生对目标的亲和感。因为，这是他们一起讨论出来的共同追求。
学校文化个性的建设必须落实到学校的一切方面，在明确了目标以后，要有细致的行动方案，如：形成体现文化个性的校训和学校形象标志。在环境上要从建筑设计、整体布局与风格、室内外布置、墙面文化、走廊文化和绿化设计等方面都有文化个性的体现。这些是其他人走进学校就能感受到的、最为表层的文化个性的载体。进一步体现学校文化个性的载体是：相对钢性的学校制度和稍有弹性的组织构架。若有统一的文化精神作支撑，人们能通过制度文本的阅读、解释和组织结构原则的评析中读出。学校文化个性最为深入的表现是在师生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行为举止、人际关系以及各种学校活动的过程和处理各种教育事件的方式方法上，它也是学校文化个性形成中最富有活力和能将文化精神转换成真实的教育力量的构成。如果文化个性的建设没有深入到这一层面，那么，它不但是不完整的，而且将成为流于形式的、精神与行动割裂的不良学校文化；它会造成精神枯萎和实践无华的两败俱伤局面。要想最为真实地感受该校这一最深层面的文化个性，只有通过在相关学校生活乃至工作。
由此可见，文化个性的形成绝不是靠文化公司的包装就能完成，绝不是为了评比、展示服务所做的事，也绝不是由课程内容或德育内容单一方面、领域能独立承担的任务。对于学校领导而言，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不要忘记，学校是滋养和创生文化的宝地，不要让学校变成不知学校文化为何物、有何意义、如何创造的文化个性不能生长的盐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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