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代中国学校文化建设(1)

●真正面向未来的学校文化，恰恰是扎根于传统与现实的文化土壤中，能孕育出超越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学校文化本身也应体现指向未来和超越的本质。

●当今学校文化建设十分现实和重要的任务，不是回避或以精神否定财富的方式来形成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而是要从财富与精神、幸福人生关系的意义上，帮助学生形成健康、积极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

●学校要完成适应新时期发展所提出的新文化任务，唯一的出路是参与到社会新文化的构建中，按社会发展的要求和时代的精神，构建超越现实的新学校文化。

    文化建设历来是学校必须承担的一项重要且富有全局性的工作，它往往被理解成校园文化建设，强调学校物质环境、制度环境和心理环境的建设，突出学校特色和个性的形成。自课程有显性和隐性之别的西方观点引入国内以来，学校文化建设又被称为隐性课程建设，因此还被纳入课程论的范畴。然而，且不论隐性课程与校园文化是否可等同，若把学校文化建设仅仅与校园文化、课程建设联系在一起，必然缩小了学校文化建设的意义、任务与功能，在学校处于转型性变革时期的今日中国更是如此。

    当代中国学校领导首先要有一种文化自觉，即意识到学校的文化精神，学校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发展中的历史使命。这是由中国社会的学校文化建设与社会大文化复杂生态直接关联所决定的，也是由学校在文化继承和创新中的独特地位与功能决定的，我们把这一意义上的学校新文化建设称为学校大文化建设，把通常理解的校园文化建设称为学校小文化建设。尽管这两类文化建设相互沟通且都体现在学校之中，但是两者思考问题的立场与视角存在区别，对学生身心发展的意义和对教育者的要求也有不同。基于有关小文化的建设讨论甚多，在此我们把讨论的重点放在学校大文化建设方面。

    一、文化与学校关系性质的再认识

    学校大文化建设的实质是学校文化精神和使命的确立。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而言，这种学校文化的自觉，首先要反思已经形成的学校与文化关系的观念，进行当代中国文化与学校关系性质的再认识。

    自工业社会以来，文化与学校的关系性质，主要强调的是“传递”，即将传递人类已有的文化之精华——以学科方式组织的知识、技能等，看作是学校教育的功能。还有人把这种功能称为“教育遗传”，以示与生物界用“生命遗传”保持类特征延续的区别。尽管在传递中也强调培养学生的智力、情感乃至创造力，但这是文化与学校教育的一种间接关系。这种“学校文化功能说”在本质上强调教育的文化使命是“保持”，而不是“发展”。若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观点背后的三个前提性假定：第一，文化被理解为一种人类已创造出来的、已定型的存在，它是以往历史的积淀。第二，突出了文化与文化之间在纵向发展上的继承性，未涉及到文化冲突与转型问题，即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问题。第三，在认可教育的传递功能时，没有或不认为教育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有可能或者有责任直接参与新文化的构建。即认为教育不必也不具备超越现有文化的功能。显然这是在抽象的、常态社会意义上讨论教育与文化关系所得出的结论。当代文化研究的发展、社会变化的加速，尤其是当代中国转型期的特殊背景，都对上述定论提出了挑战。

    当代文化研究充满着争论，并指向“文化是什么”这一最为核心的领域。荷兰哲学家冯·皮尔森(c·A·Van Peursen)结合时代致力于拓展文化概念并使之动态化的观点，对我们形成当今的文化观十分富有启发。他指出：目前人们正在经历加速发展步伐的历史时期，文化的研究应“着眼于未来的文化策略”，这是他的研究在价值取向上与其他人的差异，即由过去转向未来。在此取向指导下，皮尔森把文化概念拓展为“人对周围力量施加影响的方式”，于是“文化”成了人的生存方式的同义语。这个改造拓展了文化的内涵，改变了对文化下定义的视角，即不从历史积淀的角度，而从人与周围世界相互作用关系的角度，对人类所特有的文化现象进行普适性概括。皮尔森进一步分析了文化的动态性，他强调，文化更应该理解成动词，“文化是人的活动，它从不停止在历史或自然过程所给定的东西上，而是坚持寻求增进、变化和改革。人不是单纯地问事物是怎样的，而是问它应该是怎样的。以这种方式，它能够通过确立超过实际状况的规范(超越性)，而突破自然过程中或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确定条件(固有性)”。提出标准和运用标准的活动形成了一个超越的方面，它要求个人和集体不断地采取主动行为，建立新的起点，从而以这种方式突破自然的固有性。正是这种活动为人类历史提供了动态因素。”在皮尔森看来，文化具有自身和对于社会双重意义的动态性和超越性。应该说皮尔森对“文化”原有的规范和局限于保存过去功能的突破是有力的。他突出了人的活动不同于自然活动的能动性、目的性与指向未来的超越本质，使人们的文化观念冲出了“产品型”、“过去时”、“凝固态”的限定，扩展到“策略型”、“未来型”和“流动态”，给文化的内涵注入了生命的活力。以此为基点再看，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就会发生极大的变化。

    首先，文化不再只是书本上、以各种符号或非符号形式保存下来的、来自过去的知识，不再只是学校以学科课程方式选择编制的教学内容的构成，这些内容也不再只是具有如斯宾塞早在19世纪中叶就提出的为我们美满生活作准备的传统贮存式的功能。当代对文化在教育中的功能关注更多的将是形成学生对周围世界和自己的一种积极而理智的、富有情感的行为，探索、创造、超越现实的态度与作用方式。文化成为开发学生生命潜能并具有生命意义的一种力量，它超越了原来只作为教育内容构成的定位，作用上升或统一到目的层次。正是这种超越，使我们看到了教育在本真意义上向传统教育文化意蕴回归的走向。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学校教育目标与内容是一致的，教育内容是以怎样做人、成人的伦理道德为主线，有关知识、行为授受则是一种成人的践行。当然，这是一种成为当时之人的规训践行，但它与人的生命实践的统一性是清晰而自然的。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代工业社会以机械和分工为基础的生产、社会生活，以分科为特征的知识扩张，都促使学校文化中为“成事”而必须学习的相关知识，成了与“成人”分开的重要的教育内容。“成人”这一根本的教育目的，在为“成事”服务的文化知识技能的学习、训练过程中被淡化乃至遗忘。学生成了学习知识的奴隶，教育中文化的生命本真意义被丢弃。当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冲破了对新一代人只须掌握现有知识、技能的教育局限，要求教育促使人之创造性、个性和主动精神的勃发，要求人具备应对变化、不确定环境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同时也为这种能力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和技术的保证。新的文化观正是源自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形成了教育与文化关系在复杂世界中，在人的生存与创造更高意义上的统一，要求教育在新的水平上实现“成事”与“成人”的统一。因此，学校将不仅要求每一门课程，而是整个学校生活的每一项活动，都应渗透、弥漫着“成人”的文化气息和文化追求。

    其次，学校教育中的“文化”也要被作为动词来理解。因为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文化在学校教育中需要实现面向未来的转化，具有直接参与新文化创建的任务。这意味着学校不能把“变化”拒之门外，把“世俗”与“流行”视作洪水猛兽，以昔日的围墙保持校内一方经典的净土。同样，我们也不能把以往人类的经验与文化，包括教育自身的传统都弃而不顾，只从时髦与流行中寻找当代人对待世界的模式。真正面向未来的学校文化，恰恰是扎根于传统与现实的文化土壤中。能孕育出超越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学校文化本身也应体现指向未来和超越的本质。

    提出当今中国学校必须有超前的文化意识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来自社会现实。中国社会正处在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历史转型时期：生产力的构成和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的转型可称为基础性转型；经济体制的转化、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可称为体制、机制性转型；社会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转型可称为系统性转型。这一系列转型尽管远未完成，却已深深地渗入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影响、改变着人们的观念、态度和作用世界的方式(作为动态的文化的转化)。我们可以把最后一类转化视为最深层次的转型，即中国人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的生存性转型：在生存的时间意识上，从重视过去向重视未来转化；在生存方式上，从稳定向发展转化；在生存的价值追求上，从趋同向多元、自主创造转化。

    上述不同层面的一系列转型，我们都用两极化的方式表述，但这远远不是转型社会复杂的变化状态的全部描述。实际上，当代的中国社会是在经历一场艰巨、痛苦却又是伟大的变革。转型往往表现为对习惯运行轨道的偏离，或对社会已有各种稳定结构体系和秩序的突破。然而，并非所有的偏离和突破都是进步和合理的。在破旧的同时，新的未必就那么容易形成，夹杂在中间的也许是混乱、无序和基本规范的缺少。人的生命活力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广度释放出来，但并非都是积极、健康、发展的，同时并存的还有贪婪、邪恶和荒唐。时代的巨轮就这样，在新旧矛盾与冲突、理性与非理性的风浪中不可逆转地向前。人们对时代的感受可能是既兴奋又沮丧、既渴望又焦虑、既获得又失落。这是一个需要人人在风浪中学会游泳的时代。

    当代学校与文化关系的转变，学校文化的生命内涵和创造意向的提出，正是站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观念变化的立场上的产物，是当代社会文化生态在学校文化的表现。

    二、社会文化生态复杂化前提下的学校文化建设之任务社会文化生态复杂化是当代学校文化建设不可回避的环境因素，它不仅作为与改革开放前学校所处的非常不同的文化背景存在，而且直接渗透到学校之中。学校中的人不是与社会隔绝的人，学校不在社会之外的真空地带。当代学校必须在认清这一复杂生态的前提下，明确提出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发展意义的文化建设任务。它是当代学校实现文化创新的内容构成，这些任务主要是：

    (一)市场竞争和消费社会中的人生导引

    当前中国社会价值观正在由一元向多元发展，原主流价值系统已受到挑战，失去原来全面主导、支配人的行为的地位，而新的主流价值体系尚未形成，更难说已经处于支配地位。故各种不同价值观的相互冲突尤为激烈：它最集中表现在人生观与生活方式上，表现在人的身心状态上。有人称当前中国社会已进入压力社会和消费社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状态，是市场经济在中国近20年来急剧发展、竞争空前激烈和社会财富增加，但文化在价值观导向上滞后的产物。

    压力社会是市场经济竞争加剧和高科技带来的社会变化加速的产物。人在社会中生存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不安全感增加，由此而产生自我加压。为了提高就业保险系数、求得好的就业岗位与生活条件，人不断地提高学历、读各种证书、一人兼多份职业或为高薪和福利不断地跳槽等，在城市青年中已是普遍现象。对农村青年来说，只要他能看到外面世界的精彩，只要他有机会走向城市，外出打工则会作为一种首选的生活道路，摆脱贫困是他们最强烈的愿望。无论是谋求更好的生活还是摆脱贫困，从本质上来看，都是为金钱和直接可见的利益而生存，“利”在人生价值观中的地位的提升已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实，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人不能无金钱，人不能不谋利。中国的年轻一代已经有了这份清醒，但面对激烈的竞争，他们还缺一份从容，这是压力存在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为利而弃义、弃精神、弃身体的重要原因。当追求利益的势态变成唯一或根本目标，当不择手段、不惜牺牲一切地追求利益，当无限制地追求利益时，有些人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偏态乃至疯狂，对大部分处于压力背景下的人来说则易产生精神过度焦虑、其他生活意义的丧失、精神的贫乏与麻木的现象。

    人对利的追求和压力社会的精神焦虑已经直接影响到学校、教师与学生，其集中表现是升学竞争的下移、尖锐化和市场化。城市的独生子女化又加剧了这一势态。家长的“子女升学焦虑症”几乎成了普遍现象，形成浓浓的氛围；他们拼命挣钱相当部分是为了子女的上学和前途；他们对子女的学习动力的教育，最直白的是不好好读书，将来找不到好工作，只好做穷人。显然，这与学校历来强调的为远大理想、抱负而学习的价值观是冲突的。有的家长为了增加子女升学的砝码，给子女加许多课外压力，除补课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证书考。这些纯粹以外部利益为动力的活动，几乎占据了子女校外的所有空间与时间。有的家长还让子女在做干部、拉选票、请客送礼等方面下功夫，把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引入学生的生活。为了取得好成绩，教师与学生甚至出现以前不可想象的协同作弊。以上种种，都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发展和健康、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与生活方式的形成，不利于生命成长中的青少年产生丰富的精神体验。

    在社会与家庭、市场与行政的多重压力下，学校的领导与教师往往也被赶上这条趋利的快车道。最直接的是所谓“乱收费”，教师上课“留一手”，课后收费补课等。教师用加班加点，加作业加练习来提升升学率，将考试、升学作为教学、教育的唯一目标，不愿做改革和研究，生怕因此而影响了学生考试成绩。在教师身上出现考试焦虑症的同时，还滋生了职业倦怠，这是第二类状况。学校领导忙于聚集社会经济资源，交换式地利用部分学额，花大力气包装学校，以某一学科出状元，出竞赛第一名，或在区域、市内获得各种各样奖为“卖点”；以政策、奖金等作为提高升学率的主要刺激“手段”，实现学校更大利益的获得，从而使学生和教师变成为学校而存在而不是相反，这是学校趋利化的集中表现。

    由此可见，如何对待人生观中利的获取之价值，不仅是教育学生，而且首先是学校中的领导与教师要用教育实践作出回答。“利”的问题的进一步引伸，则是更为根本的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群体及社会的关系的问题。

    压力社会主要从如何在竞争中获取财富的角度，关涉到人生观与生活方式的多种选择。消费社会则是从拥有财富以后如何生活的角度，涉及到同样的问题领域。消费社会与生产社会的主要区别在于消费成为主导生产的力量。市场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在引导消费的策略上，一方面是世俗化，突出对人的感官刺激和诱惑，不求什么意义、内涵。强调包装的华丽、品种更新换代的快捷、使用的方便、利于大众参与等是其主要的品质。这种“快餐化”的物质消费方式，在文化消费上同样存在。如卡拉OK、迪斯科舞、电脑游戏、电影娱乐片、搞笑电视节目、“超女”等速制明星和追星族的栏目策划，文学中的性泛滥等都是突出的表现。市场引导消费策略的另一方面是名牌化，它属于奢侈消费，目前国际上名牌消费品纷纷进入中国的主要城市，已经形成了以白领和高收人家庭为主要对象的消费市场。在一定意义上，品牌的高低成了标识人的财富实力和社会地位的身份。消费的等级用最外化的方式表达了社会中阶层的差异。类似物质品牌的消费还体现在文体等活动中，如高尔夫球场的会员制、昂贵的剧场票价等。

    上述消费的两端都影响着成长着的青少年和学校。麦当劳和肯德基影响了他们的口味和身材；迪斯科、游戏机占据了他们的课余文化；电视剧传递着时尚的伦理；超女引发了他们的明星梦和打造了世俗化的偶像。品牌尽管不是孩子凭自己的能力可获得，但常常成为相互攀比的一个内容，成为家长炫耀的资本和刺激子女的强心剂。家庭贫寒的学生往往在这些方面首先引发了自卑，尤其在城市中，生活、消费水平的差异会造成不良的学校生际关系，一些学生萌生出或迁怒于家长或仇恨社会的偏态心理。教师自叹尽管辛苦不少，各种地位不如白领眩眼，也会产生出各种心理不平衡。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消费水平、衣着打扮，同样影响着学生的消费品味，影响着师生关系或日代沟。除此以外，在改善学校的基础设施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学校高消费、追求豪华的消费心态，这在一些社会上有影响的知名学校，特别是高中寄宿制学校和民办寄宿制(一般为12或15年制)学校中更为突出。

    “为财富而生存”成了在高压力和高消费社会中生活的人，在人生观和生存状态方面具有相当普遍性的写照。人生观和生存状态的多元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的区别。其中，尽管有强调精神生活和人生意义的声音，但在强大的市场背景下这种声音显得微弱。“为财富而生存”同样在观念、物质、活动等方面，影响着今日的学校生活和师生的生存状态。但是，无论是发达国家的历史还是今日中国的现状，都表明财富不是幸福人生的直接构成，更不是全部。财富甚至还可能成为犯罪的根源。因此，当今学校文化建设十分现实和重要的任务，不是回避或以精神否定财富的方式来形成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而是要从财富与精神、幸福人生关系的意义上，帮助学生形成健康、积极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这是基础教育学校文化建设的首项任务，不仅对于个体是如此——教育给予学生的最宝贵财富就在于使人成为能提高生命质量和把握人生的人；对于社会来说也是如此——社会需要有智慧和丰富的新人来不断推进更富创造和更富人性的社会发展。在学校文化建设过程中，无论是科学的、人文的还是技术的、社会的，无论是低年级、中年级还是高年级，无论是教学还是教育，学校须尽全力去实现下列的一切：拓展学生对人性和世界丰富性的体悟和认识，让学生对未知、未来充满向往，对学习、探索本身充满兴趣并能从中获得内在的满足；让学生树立自信，懂得人生必会遭遇各种不测，环境必有好恶顺逆，人只能在各种环境下生存和实现发展，怨天尤人无用；每个人都只能自活，不能由他人代活，可靠的、可把握的、可运用的、别人无法夺走和代替的根本力量，是一个有足够实力和意志、有明确目标和善于策划、能与环境对话并能战胜自我和与他人合作奋斗的自我；使学生相信只有合理的愿望、合法的手段获得的财富，才是坦荡的财富；相信财富是人的奴隶，不是人的主人，用财富完善、丰富人生，能使财富体现对个体有意义的生命、人文的价值；相信自己是可变的、可发展的，只有提高本身的需求水平、丰富性和实现需求的能力，才能创造和享受幸福的人生，才能在成就最好自我的同时，为事业、社会作出自己能作出的最大贡献。

    (二)外来文化对本土浸漫背景下的文化培根导弓1

    开放，是转型期社会的又一重要特点。把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重要参照系；关注全球性的发展趋势、问题与对策，以强烈的赶超意识和以强盛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愿望；对发达国家经济实力、先进科技、消费生活水平的赞赏、羡慕……这一切都使外来文化以顺畅的势头浸漫到中国社会的各方面，渗透到各地区、城市、街道和大大小小的家庭，其内容涉及到技术、生产、思想、管理、观念、制度、科学、艺术、商业、消费、生活、娱乐、教育、医疗，几乎无所不包，无孔不入。如此强劲的势头可谓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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