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的批判与重建——乡村生态及大众批判的

摘要：鲁迅穷其一生，致力文学改造与大众建立。乡村文化风俗以及神话传说，反映了乡村生态传统价值体系下的人本追求，对鲁迅发生巨大的影响。鲁迅以文学探索了现代社会下中国文化的主体批判、选择、创新，创造了阿Q的大众形象。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旨在从儒家的比兴体系以及道家的神话比喻体系探讨文学生态的文化基础，探讨鲁迅灵魂批评与国民性话语体系，探寻其现代文学对和谐创新的大众文化的启示。

关键词：乡村功能      大众批判    鲁迅小说

一、 “乡村生态——社会形态”：鲁迅的大众立场

1、大众——鲁迅文学的着处：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创新了人们精神文化生话的手段，文化花样翻新，增添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迷惘：泡沫文学取代了原来的民间传说，劳动的歌谣被寻乐的刺激取代，尤其是我们的文化人，文学理论界和批评界也对自己的传统失去自信，任意消解自己原生态的文化传统。我们的文学正在远离大众，我们失去的是文学的文化功能和大众立场。

我们文化的原生态体系，一直是我们文学的主要形态。我们在《诗经》的“六义”里就把诗歌的社会形态“风”、“雅”、“颂”与她的自然体系“赋”、“比”、“兴”相互参照，完成文学的教化、娱乐，所谓“兴观群怨”，就是强调生态系统内主体之间平等一致。以后历代文学都在捍卫和坚持这个传统，并且成为一种文本的、批评的、哲学的体系，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指导价值。就文学而言，中国文学的讲究自然生态下万物万灵的自在精神，人作为万类灵长，只是可以在这个自在中“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1]所以，中国文学具有最为广阔的人文属性（儒家）、普世属性（道家）、众生属性（释家）。在这个传统下，我们对诗性原则、道性原则、禅性原则中的人的界定，其实强调的就是“万物一体”的大乘观念和“万物一心”的生命观念以及“万物一性”的精神观念。

因此，概括起来，我们的文化观下，万物都回归于自在、自然、自性。这就是说，乡村生态与社会形态的相关性，就好比古风、传说、神话，具有永恒的生态意义，大众证实了这个体系的存在，也创造了这个体系。这个体系可以使人产生生存的自在——风、俗，可以使人产生文化的教化以及普及——雅乐，以及社会精神的确认——颂乐，古人的神话传说，也就兼有这样的作用。

鲁迅童年深受乡村文化的影响，这个影响使鲁迅深深喜爱民间的艺术、绘画、传说、神话，以致他形成了对正统的文化的厌恶，提倡读杂书。也就是这个乡村的文化，使他对大众的不幸有了深切的同情。他希望神的拯救，渴望美的人生，追求爱的社会，“改造国民性”，恰恰做的是这些“逆转”，试图对生态大众性进行社会国民性的改造，试图以此建立一种现代的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也就是说，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不是文学之外的“思想影响”，而是文学角色转换的文学改造，或者说，鲁迅的文化自信直接来自我们的大众形态的文学传统。

鲁迅在确认现代性以及国民性的时候，他经历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呐喊，以及持着现代精神的“戟”在无人的战场彷徨，他感到的就是我们传统生态与社会系统里的自在，尽管我们知识分子本身失去这种自在的状态，但是大众依旧生存在里面。鲁迅开始对这个文化进行反叛。现在我们的文学界流行后现代阅读视角，其实，后现代的含义就是大众化，如果说现实主义关注的是人的社会状态,表现社会的共同性；现代主义关注的是入的内心状态，表现人的共同性；后现代关注的是人的文化状态，表现文化的差异性：鲁迅对大众的批判视角就具有了三者的一致性。用一些对照的说法：它不是精英阅读，而是大众的审视；它不是政治主题的趋同，而是生态回归的投射；它不是时代历史形态的生产力判断，而是生命形态的差异与变异的“变形记”。这就是我们首先确立的“乡村生态——社会形态”：鲁迅的大众立场。这就是我借用民俗学的说法，拿“生态”论述鲁迅的文学大众观的依据。

显然，鲁迅先生的文学主张自始至终，都在坚持大众立场。大众文学初倡之时，鲁迅先生曾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 ”(《文艺大众化》)然而，鲁迅先生却不认为文学的大众立场会导致文学的“庸俗”、“媚世”，乃至“终结”，相反，他对大众的使命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去集美学校演讲，一开口就说：“聪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属于傻子的”，“这些傻子，就是工农群众”，“他们有坚强的魄力，有勤劳的德性……”[2]，从早先高喊“任个人而排众数”，到现在将世界放到“愚人”肩上，鲁迅一直在文化觉醒与社会革命等等形态确立大众的自信。

2、大众精神的自信：鲁迅先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良知、脊梁和灵魂 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遗产，是我们多少代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今天我们把先生的“大众文学”的旗帜接过来，是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和久远的历史意义的。

鲁迅的“热”——人类和万物众生是通过自然选择完成的，自然差异产生了物种和物类；人类区别于其他猴类、狗类，动物区别于植物、山水。而在类的体系里，他们的关系实质是自然选择的制约因素的“投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具有生态伦理学意义的善待自然的主张。这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将从观念转变方面，即从单纯“征服自然”观念转变为必须“善待自然”的观念。鲁迅童年就热爱自然和小生命、探索自然生命的奥秘，这在他的作品中构成了一个人文的底线。从小动物、小人物、小生命，到生命的批判、生命的觉醒、生命的珍爱，我们都可以拿出一连串的作品，他在《呐喊自序》中已经建立了挽救众生的底线、底色，还建立了进化论的普世理性，这一点，是研究界最容易忽略甚至扭曲的，因为我们的文艺批评相当程度上是“巨人”的自我膨胀。

鲁迅的“冷”——后现代阅读就是通过文字回到生态本身去建立本体。显然，鲁迅大众观的批判，涉及生态自然与自然人以及社会体系、权力人际方面之间是否有一种可以转换的“改造链”。鲁迅显然就是在探讨，人的本体与社会道德之间、人的主体与利益体系之间、人的本位与生命法则之间其实存在荒谬的“间性”，这就表现在一种“冷漠”的、“麻木”的、“愚昧”的无生命、无意义、无关系的角色缺位。现代语言学认为，文学恰恰可以成为改造这种现象的工具。这从鲁迅小说创造的人物，以及后期鲁迅对大众的理解，我以为，是一致的。

我不认为鲁迅对大众发生了前后的阶级批判的转化，恰恰相反，大众支持了鲁迅一生的写作精神。我们只有理解鲁迅的大众心，我们才会理解鲁迅为什么在宗教里消解他的冷漠，也没有在上社会革命上演化为激进的革命家。而是一生借助文字来建立大众的立场，当然，这里更主要是他的杂文创作。如果说鲁迅的小说还多少表述了一个文化人对大众的映射，那他的杂文就完全是对大众的彻底的回归——这也就是毛泽东之所以对他有如此高的评价的原因。

原来的文学普遍形态，无论中外，我们可以在莎士比亚的悲剧里、巴尔扎克的历史解释形态的小说里、托尔斯泰的乡村改革背景下的人性回归里，都可以找到文学这种最迷人的“生态”——道家把它叫做“天籁”，儒家称为“风”，但是，西方经历了生态人性向权力人性，也就是人类从自然的配角走向主角的权力转换。这个转换的反思在后现代作家那里开始揭示，马尔库塞等许多后现代学者就是这样试图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里人的权力结构——“唯物主义”的权力体系，恢复到“事实本身”的生态体系。他们用大众消解社会，用生态消解历史，至于支撑人类权力的科学知识，更是失去了生产力价值。我们要的文学的人，就是脱离一切、解脱一切的活泼泼的自然。

二、文化转化与革命创新——大众身份的缺失与确立

1、文学解释，早在孔子就发现了风的“兴观群怨”作用，这个发现在今天的大众化理论下总算可以得到一个现代版的印证。文学，在中国大众形态里，不过是人类对生存环境的一种投射，其中，“兴”是主观歌唱，“观”是风俗的合唱，“群”是社会的伴唱，“怨”是文化的绝唱。它们都是人们在历史、文化构成的生态体系下的对天地的回音。为了解决生态与人性的“兴观群怨”的歌唱，显然，初民们发现了生态与人性之间的对照——“赋比兴”语言系统。之后的中国文学，从民风汲取营养，一直是一个传统，产生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其中贵族、官僚、文人使得这些原生态的文化成为符合生态文化的作品。无论形式的兴替，是诗歌还是民谣，还是格律化，或者“以文入诗”，中国文学的解释系统一直是原生态的。

古代的文化一直坚持了大众立场，从孔夫子到王阳明，从屈原到李杜，到明清小说家，都表现了鲜明的大众性，同样，对于边缘的、民间的文化立场的坚守，成为解读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复杂心态的独特文本。

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文化的考察与探讨，始终同人类的物质生产、经济基础、社会分工和社会分配紧密相连，并将“精神生产”和“意识生产” 同物质生产一起置于人们生产活动的整体之中。马克思说：“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4]这些与物质生产相适应的“精神生产”、“艺术生产”、“意识生产”，总的都可以称作文化生产。对于这一点，当代马克思主义有着清醒的认识，评判一种理论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不是看它的具体论断是否能在经典作家那里找到文献依据，也不是看它的旗号和地理位置等外在形式，而是要看他是否坚持站在当前大众的立场，是否支持通过使每个人得到自由、平等的发展的形式来建设和完善现实社会。这种支持在革命条件成熟时，表现为对落后制度的颠覆；在和平年代则显现为破旧立新的改革勇气。总而言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永远离不开社会批判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以此视之，我们的生态和谐的文化观念，不仅没有背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恰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的创新成果，不仅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而且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2、在二十世纪初叶中国所面临的旧与新、中式与西化、传统与现代、边缘与中心、民间与精英、乡村与都市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文化冲突中，鲁迅以其乡村体验熔铸成的文本，做出了独具个人意味的解答。阿Q，是现代文化大师鲁迅对中国国民性深刻判断的人物形象。鲁迅先生作为文化大师和文学大师，一生莫不与民众的判断同步发展自己的思想。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模式是以“共同体”——“家”（以及放大了的家即“家族”和“国家”等）为社会单元的，强调个人生活在集体中，强调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人服从社团利益的重要性。而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模式是以“个人”为社会单元的。正是由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观念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观念差别很大，甚至有相互对立的性质，因而，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社会文化观念，在中国很难得到普遍的社会认同。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反对把人理解为“孤独的个体”。而且，马克思主义在被中国新青年作为一种革命理想理论和革命行动理论引入的时候，它被强调为（由个人团结为阶级集体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政党理论。在上述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原来文本就强调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力量；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都只有在阶级利益和阶级权利之中才能实现，强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强调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强调组织阶级队伍，强调提高阶级意识，强调发挥政党的作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革命集体主义。这个集体主义与中国的集体主义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强调人归属于社会共同体、强调集体的社会行动的意义这方面，它们是有共通之处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这种共通性，也是中国人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基础。

3、大众典型人物的铸造：阿Q身份，究竟是作为农民还是市民呢？他身上反映的复杂性是否可以统一在“国民性”上呢？简单的说，究竟是谁把他推倒历史舞台的中间充当过客，画一个完满的“圆圈”，而在鲁迅创作中他又究竟是作为国民性的“批判者”还是“启示者”或是“立法者”，我们今天对阿Q的阅读已经超出了人物本身的批判意义，而是作为一个文学形象，也就是学者们说的复式人物、圆形性格角度的一种民族全体的批判；阿Q身上的中国国民性的稳定、自足，以及原始乡野图腾下的精神归因，从荒野意识和自我归因模式上，在未庄传统下阿Q的荣辱，作为一种国民性的表现，其实是大众文化判断的历史呈现，鲁迅的归因风格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的村野原生态的“无相关性”上，对人的情感、意识、行为与社会生态的投射。如果这样的话，运用马克思把这种文学形象成为“典型形象”，进行历史与社会背景以及个性的统一的文学判析，显然，其目的在于将生态对人的投射，或者说生态投射下的人，置换成乡村人群社会与其风尚习俗之间的“权力选择”，这样，社会权力的介入，以及由此制造的悲欢离合，就被解释成“革命”的命题。

4、神话与大众精神确认：鲁迅先生的语言系统显然用神话系统，这在《故事新编》里，以及《朝花夕拾》，都有描述。神话传说代表了生态的人性力量，成为乡村文本，被赋予了人性的力量。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从少年的闰土到老年闰土，被深深赋予一种神话与现实的对照。然而，鲁迅的小说，恰恰揭示了在神话与现实之间，由于文化的变异，存在着一种大众的缺位，乡村神话文本的流失与变异尤其深深刺痛了鲁迅的心灵。

鲁迅的童年生活已经受到了“阿长与《山海经》”的深刻影响，多次在散文小说中出现这个意象，“美女蛇”、“长明灯”以及民间传说、文化传说中的意象也多次出现在鲁迅的语言中……在乡俗原生态中，绍兴的广袤自然现象的隐秘，演化为奇特的神话传说，这些意象构成了百姓信奉的村野图腾：信奉时令，信奉风水，信奉生死，信奉祖宗，信奉天地。人人自危的未庄，使得任何人的一举一动都会有“图腾”式的人格归因、动力归因、驱力归因，纵向表现为根深蒂固的历史积累；横向表现为风俗习俗的流传沿袭。如果一个人不能适应乡野图腾的忌讳，随意改变发式、衣着、名号、风水，都会招致冲突。如果一个人适应了乡野图腾，又会生动、互融、延续，形成地域特色，甚至可以连接其它乡村或者城市。未庄的酒文化、戏文化、清明扫墓娶妻生子等乡俗传统、手摇船等地域特色、文人雅士的书画收藏之癖，在鲁迅的小说中透出了这种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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