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颠覆与现代重构(1)网(2)
2017-09-12 01:36
导读：电视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在2002年底进行的农村调查基础上，王玲宁和张国良的研究表明，农民每天接触电视、报纸、广播的时间分别为80.0分钟、
电视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在2002年底进行的农村调查基础上，王玲宁和张国良的研究表明，农民每天接触电视、报纸、广播的时间分别为80.0分钟、9.5分钟和9.4分钟。因此，电视的普及从根本上动摇了农民的传统意识。当然是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中，与其他因素一起加促了农民的现代化进程。电视主要是在瓦解传统宗法观念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之所以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影响，是因为它影响着观众理解现实世界的方法”。
(二)传统的承续与阻隔
在农村。传统宗法、家族观念不象城市那样被工作、距离和单元楼冲淡，而由田间合作、农闲娱乐以及风俗、仪式的不断重演维系着。建国后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流动，因而，土地改革并没有改变农村家族聚居的格局，世代繁衍的单个或几个同姓家族仍然是自然村落的主要构成，人们日常交往的主要对象是家族成员。在行政村事务管理上，家族势力占有重要作用。
在电视普及之前，经常是来自不同家庭的族人聚集在一台电视机前，共同分享电视节目带来的快乐。1985年。农村每百户黑白电视机拥有量是10.94％。以150户的村庄计算，平均有16台电视机。每台电视的观看者大多来自血缘关系和居住相近的同姓族人。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共同观赏的人群逐步缩小，大致以父子组成的家庭为单位。1995年，农村每百户黑白电视机拥有量增长到63.81％。这样，同宗的家族成员之间，共同分享和交流经验、信息的机会相应减少。
(三)电视启蒙
作为大众传媒的电视介入农村大众生活，使农民获得了与知识广泛接触的机会。声音与画面的结合，使科学知识和其他社会信息，以前所未有的低熵值传播向文盲；自由与平等观念通过电视剧剧情、纪录片解说、名人谈话等形式。输入习惯以传统惯例处理问题的农民意识之中。从而改变了父母包办婚姻、多子多福、靠拳头说话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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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进入农村的早期，主要是作为消遣娱乐的手段。1989年的调查显示，对电视的兴趣中，娱乐类76％、知识类18％、新闻5％。到2002年。农民接触大众媒介的主要动机中。“了解国内外大事”、“消遣娱乐”和“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与法规”各占72.2％、64.8％和63.9％，分列前三位。研究表明，获取信息和寻找娱乐与人的现代化指标之间，有显著的正负相关度，即倾向于获得信息的人现代化的程度偏高。
由计划向市场机制转型中，电视广告传染了蔓延全球的消费主义“瘟疫”。这种消费主义，首先使贫苦农民对生活感到不满，因为他们的实际生活与荧幕上呈现的相差甚远，从而产生改变生活的内在驱动力。离开田地、外出打工，成为转型期农村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其次，消费文化的核心理念是，消费即幸福。女性，尤其是年轻的农村女性走出家门，亲手创造购买幸福的财富。为了实现幸福，传统男性独尊的家庭格局被彻底打破，父权和夫权自然丧失了内在合理性。因而。在电视媒介的强大助推下，从观念上动摇了宗法社会的最小组织单元一家族。
三、女性：象征权力的争夺
中国人权研究会的研究表明，“中国妇女的地位和状况与美国相比不但毫不逊色，而且从总体上要优于美国”。然而，电视媒体的女性呈现却是另一番景象。
(一)女性呈现
在女性与媒介传播研究中，女性形象塑造是重要的关注点。多数研究认为，“媒介对男性和女性呈现的频率有着很大的差别，存在着对女性的忽视现象，而且有些媒介还存在着对女性再现的刻板印象和性别歧视的现象”。在对中央电视台2002年《东方时空》三个子栏目的一项研究中发现，访谈嘉宾、拍摄对象及故事主角的女性出现比例是：《时空连线》19％、《东方之子》21％、《百姓故事》25％。如果说这种呈现比例是社会中成功女性的某种比例再现，不能成为女性电视呈现歧视的佐证；那么，大量女性形象的刻板成见及其与现实社会的偏差，则更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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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呈现的刻板，首先体现在社会角色上。电视叙事的女性角色有限。在电视剧或纪录片中，她们通常被塑造为家庭妇女的形象，即使是职业女性，也多以秘书、护士等服务、辅助性职业为主。在科技电子类产品的广告中，女性角色出现的次数仅占14.9％。其次，体现在价值观上。电视叙事评判女人的标准，是贤妻良母。那些受到赞扬的女性形象，一般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而且她们在家庭中付出了巨大贡献。而与该形象背离的结果。则以悲剧的方式表现。电视对女性描述的歧视则主要反映为，将女性弱智化和色情化。女性形象的弱智化处理，是为男性的强势逻辑服务的。而广告中最为频繁的色情化处理。则体现了以男性为视角的叙事策略，往往采用联想、置换、隐喻等性暗示方式，或者直接进行性吸引的影像呈现。
(二)性别权力
当女性形象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的时候，论者一般采取的是“女性凝视”视角：“把女性看作是男性凝视的对象、复制社会控制与权力关系的过程”，“将视觉快乐看作是由父权制制度所构造的”。电视上的所有刻板印象和歧视均源于女性的被看，及其背后的男性中心主义。
戴维·莫利通过家庭成员在观看电视时的节目选择权力，推导出与之对应的社会性别关系，即男性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处于家庭的主导地位。他进一步分析了形成该现象的社会结构：“对男人来说，家庭主要是和家庭外雇佣的‘工业时间’相区别的休闲场所；对女人来说，家庭主要是工作的范围(不论她们是否上班)。这就意味着，调查家庭收视行为，是调查一种男人能较为全神贯注做、而女人出于其家庭责任只能分心地做、内疚地做的事情。”这样的家庭性别结构在收视行为上体现为，当观看节目发生冲突时，最终决定权属于男性。中国的电视受众调查表明，妻子，母亲的收视权力和家庭地位存在着相似的状况。这一结论从受众角度得出了激进女权主义的观点，即这个社会是作为父权制社会来建设的。男尊女卑的等级制度只是女性受压迫的表层原因，父权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话语模式才是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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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性频道
在女权主义者运用其独特的话语体系，不断向社会发出抗议的声音，以求获得更多的象征权力时，电视生产者开始将目光投射到观看时间比男性长、更具有消费倾向的女性受众身上。随着大众传媒小众化经营理念的扩张，女性电视栏目甚至女性频道纷纷开播。
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引发了全国女性电视栏目开办的热潮。据统计，到1998年10月，全国32个省级以上电视台中，共有14个开办过专门
妇女节目。由于制作困难，效果不好，收视率较低，经费以及栏目调整、人员安排等问题，有一半相继停播。1999年3月，中国首家女性专业电视频道长沙女性频道开播。此后，又出现了苏州女性频道(已停播)、黑龙江女性频道和广西卫视女性频道。在美国，到2003年，408家有线电视网(频道)中，有三家女性频道。
实际上，我国的女性频道在内容和形式上更多是出于一种营销观念，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电视主要是执行广告主意志的商业逻辑，以吸引更多的买主为目的。“对大部分全国性广告商而言，最为理想的受众是介于18岁和49岁之间的女性，因为是她们做出了绝大多数购买决定。”对电视运营商来说，在这种逻辑的支配下，女性的趣味显然要比权力更具诱惑力。而该逻辑最终将促生非理性消费，导致消费主义的滋生和蔓延。
不过，对于女性问题的集中关注，本身便意味着一种立场、一种突破。它本质上是～种话语权力的争夺。按照女性主义的观点，女性的解放必须求助于语言，而且是女性语言或双性语言。女性频道的设立，将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女性置于话语的观照之下，恰是语言权力的获得。
作为“整个文化传承过程的重要部分”，电视对中国民众最主要的作用在于，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百年来知识分子精英所要进行的启蒙运动理想，从基础上动摇了传统社会结构，将弱势群体纳入现代化进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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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海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