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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校训是反映中国教育的一面很好的镜子。校训从无到有、从不成熟到逐步完备,其自身历史脉络的演变,反映了中国传统教育转型为现代教育的历程。校训句式和词语组合等形式的发展和变化,折射了中国教育由重传统文化到重政治口号再到重教育自身规律的转换过程。校训内容从以往的注重道德修养的伦理性内容到加大“智力型”、“实验型”等知识性内容比重再到注重弘扬现代教育理念,都反映了中国教育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轨的历程。
[关键词]校训;中国教育;变迁
蕴涵传统文化和体现时代精神的校训在其百年发展中变化较大,它的变化暗合了中国教育的变迁,折射了中国教育由传统走向近代进而步入现代的光辉历程。本文着重从校训的历史脉络、形式、内容三方面的变化反映中国教育的变迁。
一、校训的历史脉络折射中国教育的变迁
“校训”二字不像“家训”、“庭训”,在我国古籍中已独立成词。古籍中虽有“校训”二字,但并非词组“校训”本身,一经句读,即可看出“校”和“训”是各自成义的,且“训”多为动词。如《全唐文》提到:“……五校训齐……”,意为五组军队训练整体;《明史》卷十中说道:“其学校训导未教生徒”,意为学校就是来教育、训导那些未受过教育的学生。
我国古代虽没有独立的“校训”词组,但却存在校训的精神内核。《大学》“三纲领八条目”、《学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南宋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揭示》和岳麓书院“忠孝廉节”等,虽说并非我们所指的校训,但内容和形式却为校训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是校训效法的样板和取材的“总库”。
本文校训特指现代意义的校训。校训作为中国学校教育的手段之一,是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校训伴随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而出现,而近代教育则是在西方文化的硬性渗透下被动走上缓慢的发展道路。教会大学作为西方文化渗透的桥梁和中介,是中国高等教育在近代化过程中模仿和学习西方大学的本土原型。随着教会大学的逐步建立,校训作为学校教育的一种手段也相应出现。上海圣约翰大学首先把校训引入中国,如徐以骅所说:“圣约翰在教育制度上系统地模仿西方学校……有的在中国尚属首次。其他如毕业典礼、校歌、校旗、校色(蓝与黑)、校训(光和真理),也是西方的舶来品。所有这些自本世纪以来在一所中国学校也是习以为常的,然而当它们被圣约翰等教会学校引进时,却开风气之先。”[1]1905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在美国哥伦比亚注册时正式更名为上海圣约翰大学,在更名的同时,也明确了“Light&Truth”(“光与真理”)为该校校训,但它以英文形式出现。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校训以中文形式出现则是在甲午战后,从日本引进了“日语的回归汉字借词”[2]——“校训”:“日本用音读汉字构成新词,表达日本自己创造的概念,如校训,来自日本‘校’,音kokun”[3]。
“校训”一词的引入使得教会大学英文校训实体有了明确的中文称谓——“校训”。此后,校训成为学校教育制度而为我国近代新式学校所普遍采用和接纳。李瑞清主持两江优级师范学堂,以“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为校训;赵天麟任北洋大学校长,制定“实事求是”的校训:梁启超在清华大学作讲演提到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的校训。
校训成为学校教育的一种手段,作为学校的一种标志而被提升为学校制度。校训的产生标志着中国传统教育开始向现代教育迈进,是西方新式学校体制被我国接纳、采用和完善的表现。
校训自产生后就不断发展变化着,它的流变反映了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校训发展变化呈现出建国前传统文化为主体、建国后政治激励为主流、改革开放后多元理念为主导的流变趋势。
传统文化是构建校训并使之更具文化魅力的摇篮。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体现在校训的方方面面,如校训的内容反映我国传统的“德性”文化,强调道德养成,大多选用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词语,且大多引经据典,源出古语;校训的形式则采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单字、格言警句式等短语形式,还采用对偶、押韵等二字、四字或多字句式。建国前的校训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是传统文化的反映。传统文化在该时期的主体地位固若金汤,对校训的浸润也是其它因素无法比拟的,尤其表现为体现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一言校训。该时期著名的校训有:北京市26中前身北京汇文中学校训“智、仁、勇”、北师大附中前身国立北京高师附中校训“诚、爱、勤、勇”、张謇师范附小新校校训“爱国爱群、爱亲爱己”、金陵大学校训“诚、真、勤、仁”、暨南大学校训“忠、信、笃、敬”等。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看中国教育的变迁建国后,我国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需要集中各方面的人力、物力、财力把我国建设成为民主、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于是,团结奋进、开拓创新、勇攀高峰就成为时代要求和倡导的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教育上就是要求学生勤奋文明、刻苦团结,一时间以勤奋、严肃、团结等为内容的校训大量出现,同时“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种“二言八字”句式成为该时期制定校训的版本。虽然期间也零星出现一些有个性的校训,但是它们基本湮没于这种单一化的政治激励式、口号标语化的校训主流中。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再次发生深刻的变化。在邓小平南巡谈话精神的鼓舞下,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我国的教育管理体制也逐步深化,开始进行以学校自主办学为核心的改革。学校办学要办出特色,首要的前提是其办学理念富有特色,相应地体现办学理念的校训也要不同一般。这样,体现学校特有精神的校训大量出现,且形式和内容都呈现多元特点。首先,校训的表现形式多样:一言校训有三、四、五字句式,如上海市奉贤致远高中的“爱、实、创”校训、广州中元中学的“德、毅、博、健”校训、内蒙古凉城三中的“净、静、敬、竞、进”校训等;多言校训有二言校训,如中国政法大学校训“厚德、明法、格物、致公”;四言校训如北京师大二附中校训“笃志博学,质朴方正”,还有一句话校训,如上海市南汇区三墩学校校训“明智、博爱、才华贡献社会”等。其次,校训内容也很丰富:有重新弘扬传统文化的,如上海市杨浦区打虎山路第一小学校训“礼、诚、勤、勇”;有张扬主体意识的,如北京市君谊中学星星学校(初中)校训“成功非我莫属,让困难向我低头”;有突显现代理念的,如陕西师大附小校训“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发展”;还有展示学科特点的,如“明法”、“致公”等政法院校校训和“救死扶伤”、“仁慈谨慎”等医科院校校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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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王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