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蔡元培的研究性教学观(1)(2)
2017-09-17 01:50
导读：2.研究与自学结合 蔡元培认为，学生一方面要认真学习，“增加个人的知识和能力，预备在社会上做一个有用的人才”；另一方面要认真研究，“精研学理
2.研究与自学结合
蔡元培认为，学生一方面要认真学习，“增加个人的知识和能力，预备在社会上做一个有用的人才”；另一方面要认真研究，“精研学理，对于社会国家和人类作最有价值的贡献”［1］（P48）。因此，他主张把自学与研究结合：教师在讲堂上要尽可能精讲少讲，“不专叫学生在讲堂上听讲，要省出多少时间，让他自己去研究”［1］（P275）。学生只有在“日新不已的研究空气中，才能真的得到丰富的知识”［1］（P448）。为了提高研究性学习效果，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蔡元培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规定授课时间与研究时间大致相当。他主张“授课与研究之时间，须有相当之分量”［5］，具体说，大学前两年传授一般课程，使学生预备专门研究之基本知识，后两年为专门研究，“以求专精一艺”。
第二，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倡导文理渗透，知识互补。蔡元培认为，学术是互相关联的，不是孤立的，就是专研一种学术的人，也常常感到他种学术的需要［6］。为此，他要求学生“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习文科各门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之某种（如习史学者，兼习地质学，习哲学者，兼习生物学之类）；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之某种（如哲学史、文明史之类）”［7］（P421）。
第三，“对自己学问能力的切实了解”。了解自己的学问是否有用，自己的研究能力“哪处是长，哪处是短”［1］（P287）。
第四，要求学生自动地研求学术。他强调，在学校里，不能单靠教科书和教习，课堂功课固然要紧，但“自动自习，随时注意，自己发见求学的门径和学问的兴趣，更为要紧”［1］（P288）。只有“自动研究学问，才能够发达个性，个性发达，才有创造的能力”［3］（P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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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研究学问要排除门户之见。“最忌的是先存成见，以为某事某事，早已不成问题了。又最忌的是知道了一派的学说，就奉为金科玉律，以为什么问题，都可照他的说法去解决，其余的学说，都可置之不顾了。入门的时候，要先知道前人所提出的，已经有哪几个问题？要知道前人的各种解答，还有疑点在那里？自己应该怎样解答他”［8］（P504）。这要求学生具有质疑精神。
第六，注重“合群运动”，主张相互切磋。“同学之间相互切磋，那是很有益的”［1］（P599-600），这是蔡元培从欧美大学得到的启示：“美国大学之研究学问，与欧洲大学一样，其提倡合群运动，亦与英国，惟无科条约束学生耳。”［1］（P319）
二、研究性教学的原则——自由性原则
蔡元培非常重视研究性教学的“自由精神”，认为自由精神是研究性教学的内在要求，因为研究性教学是对高深学问的研究，这离不开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蔡元培指出，“自由者何？即思想是也”［7］（Ｐ90）。也就是说，思想就意味着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独立的思考。研究性教学的“自由正是学术进步之基础也”［9］。只有保证研究性教学的自由，才能充分发挥教师与学生在教、学与研究中的个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掘他们的创造潜能。为此，蔡元培提出了研究性教学的原则——自由性原则。这一原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自由研究
蔡元培对西方大学特别是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进行了成功的借鉴，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主张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悉听其自由发展。据许德珩回忆，当时的北大“在这种自由研究的旗帜下，尊孔的老牌学者、拖辫子的辜鸿铭先生，小学家、词章家的刘申叔先生、黄季刚先生，与那‘专打孔家店’的新派学者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先生，以及社会主义者的李大钊先生，可以一炉而冶”［8］（P119）。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这种尊重学术自由的思想，使北大盛行自由研究学术之风气：“种种学说并兴，皆以其有为不可加，而思以易天下，相竟相攻，而思想界遂演为空前绝后之伟观”［10］。马寅初先生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当时在北大，……各派对于学说，均能自由研究，而鲜摩擦，学风丕变，蔚成巨观。”［8］（P326）当然，蔡元培对于学术研究自由也是“很有主义，很有分寸”（陈独秀语）。他“主张学术研究自由，可是并不主张假借学术的名义，作任何违背真理的宣传，不只不主张，而且是反对”［11］。
2.自由讲学
蔡元培不仅允许不同学派并存，而且允许不同主张的教员自由讲学，不分新旧。他特别强调“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1］（P488-489）。当时的北大学生梅恕曾在总结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与贡献时说，蔡元培“主张思想学术自由，在当时北大的老师中，有无政府主义者，如李石曾先生；有后来成为共产党的如文科学长陈独秀和李大钊；还有保皇党，如辜鸿铭先生。所以说，蔡先生主张思想自由，只要学有专精，足为传道授业，不管他的思想如何，北大都能容纳他的讲学”［8］（P211）。当然，这种自由讲学也是有限度的，蔡元培请刘师培讲六朝文学，决不允许他提倡“帝制”，请辜鸿铭教英诗，决不允许他提倡“复辟”。
3.自由听课
蔡元培提倡自由研究，自由讲学，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正是这种“自由选择”原则，不仅使北大的学生，而且使其他学校的学生，甚至社会人士可以自由出入课堂，自由听课，这种现象在当时北大是相当普遍的，尤其是著名专家学者，“叫座教授”讲课时更为突出。据梁濑溟回忆，哲学系在当时是最重要的系，自由听讲的人极多，除了照章注册选修这一哲学课程外，其他科系的学生，其他学校的学生，甚至壮年中年的社会好学人士，亦来入座听讲。他讲儒家思想一课，来听讲的通常总在二百人左右。初排定在红楼第一院某教室，却必改在第二院大礼堂才行。而胡适之讲课，其听讲的人比这还要多［8］（P202）。陈平原先生认为，这种自由听课的传统“已经成为北大校园最为引人注目的风景”，它“在众多关于北大的神奇传说中，最有影响而且延续至今”［12］。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三、 研究性教学的方法——研究法和比较法
蔡元培认为，从前的大学教师在教授理化、历史、地理等学科时，都注重“前人研究之结果，言进程及方法者极少”［3］（P679）。这与时代的学术和方法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在他看来，“世界学术进步，教授方法，日新月异”［1］（P326）。因此，教员不仅要研究教学内容，还要研究教学方法，强调教员应“采用新法”，因为“学说愈近而愈精，方法愈新而愈切”［7］（P40）。他在北京大学的教学改革中形成了独特而新颖的研究性教学方法，即研究法和比较法。
研究法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针对某个研究课题进行专门研究，使学生独立探索，创造性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以培养研究能力的方法。其中，有两种比较灵活的教学方式，一种是“某课研究”，“各学系之学课，有专门研究之必要者，由教员指导学生研究之”，“例如：康德哲学研究、王守仁哲学研究、溶液电解状研究、胶体研究、接触剂研究”［13］。另一种是“演习课”。该课分调查与译书两种。由学生选定一研究课题或一本外文书，在教师指导下进行调研或翻译，然后在课堂上报告或答辩，最后由教师综合评定成绩。
比较法是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提出来的。这在当时的北京大学教学改革中得到了普遍的采用。它源于蔡元培对学术成果或真理的相对性的认识。因为“凡物之评断力，均随其思想而定，无所谓绝对的”［1］（P184），蔡元培“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1］（P537），学术、真理正是在各种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争论和辩论中发展的。基于这种认识，他不仅允许不同学说、观点并存，而且倡导它们比较、讨论、唱对台戏，并强调“研究者进行学术讨论有绝对的自由，丝毫不受政治、宗教、历史纠纷或传统观念的干扰”［1］（P400），“一己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一己。诚如是，则科学、社会科学等等，将均任吾人自由讨论矣［1］（P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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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刘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