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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女性主义者并不否认生理差异(两性生理差异概括说有染色体、荷尔蒙、内外生殖器、脑结构一一李银河《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对两性特征的影响，如男人在体力和身高方面普遍强于、高于女人，女人要生育、哺乳等，导致了男主外女主内、男刚女柔等差异，但男女天生并没有性别认同。据学家研究，人类大概三岁左右时才有自我意识、性别意识，所以男女更多地是在成长过程通过接受习俗而性别化的。在这方面，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通过自己在三个原始部落长期深入的考察研究提供了实证案例。这三个原始部落虽然相隔不远，都坐落在方圆100英里以内，但男女的特征、作用、性别规范、行为方式却随的不同而迥异。在第一个部落阿拉佩什人中，男女两性的行为方式都是传统的“女性化的”——无论男女都顺从、合作，易于为他人的需求服务，性要求也都不强烈；在第二个部落蒙杜古马人中，男女两性的行为方式都是男性化的——无论男女都残忍暴戾，性欲旺盛，即便女性之间也充满了猜忌与敌意；而最令人倍感意外的是第三个部落德昌布利人，尽管是男女有别，却呈现一种完全与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相悖的两性状态：女性在社会中居主导地位，从事捕鱼、编织，性欲旺盛，在性活动中主动；男性则依赖性强，关心的是他们的精美服饰，漂亮面具，易于情绪紧张，多愁善感。米德由此得出结论，我们惯常定义的男女性别都是社会文化所致。一个新生儿可以稳定、自然地发展为女性特征的阿拉佩什人，也可以发展为男性特征的蒙杜古马人，也可以发展为性别特征与我们社会文化标准截然相反的德昌布利人，这足以说明，社会性别并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人类的生理性别中蕴藏着导致不同社会性别的潜能，只是一个文化一旦将性别差异“理想范式”标准化，规定为每个成员必须遵守的刻板模式，我们习以为常的男女性别差异就这样被塑造出来了。试想，我们每个人一出生，生理性别固定下来后，家庭、社会就会按照既定的范式来塑造我们的社会性别：对男孩女孩在名字、服饰、玩具、行为举止、家庭分工、活动范围、未来期望等方面要求很不同，这样，男女潜能中一部分受到鼓励，另一部分受到压抑，自由选择权利就被剥夺了。关于两性气质差异并非生理差异决定的例子还很多，如，有学者对单身父亲的角色进行研究发现，那些离婚或丧偶并带着13岁以下孩子的父亲们，由于处于照顾者的位置上，他们在照顾他人和做家长的技巧方面与母亲非常相似，并与那些很少照顾孩子的父亲有很大的不同。这说明虽然由于生理原因男人不能生孩子，但却可以照料孩子，在家庭里抚养孩子并非母亲的天职。还有，在肯尼亚的某一部落中，男孩和女孩会分配完全不同的家务，男孩做重活，女孩照顾弟弟妹妹。但是对于那些没有女孩的家庭来说，稍大的男孩也被分配照顾弟弟妹妹，这些被分配做女性工作的男孩会变得较少攻击性，并更依赖其他男孩。以上例子说明并非生理因素塑造了两性气质，而是社会角色本身塑造了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的性情和行为。
再次，女性主义者也大都同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的起源》一书中体现出的唯物主义观点：物质生活塑造人的意识，经济制度决定上层，即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两性的关系，不能离开经济发展水平追求某些抽象的正义原则、超前地提出妇女解放。但是，她们同时也指出：私有制的废除、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并不能完全保障实现男女平等，因为在经济制度之外还有一个独立的社会性别制度存在，即男权制度的存在。例如，在现代社会里，仍有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两性不平等现象。如亚洲的韩国、日本，仍然保留着传统的性别制度，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某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包二奶现象等。
总之，社会性别概念的使用并不否认生理因素对两性差异的基础作用，并不离开经济发展水平超前地提出妇女解放，也不否认人类社会对两性气质进行分类的合理性，但它的重大意义在于揭示掩盖在生物性别之下的不平等；在于把过去被认为是自然的、天赋的、不可改变的性别特征，重新定义为不固定的、可塑的，使两性向各种选择、可能开放。
我们知道，学校是有组织、有计划地使人性别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学校是特定的性别文化影响、塑造个体的重要手段，学校里的学习、生活对学生具有明显的性别角色规训或解放作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也提出：“教育是实现平等、发展与和平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非歧视性教育使女孩和男孩都收益。”中国政府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也作出承诺，即国家的人才要体现男女平等原则，将妇女教育的重要目标纳入国家的教育规划；在课程、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中，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教师培训课程；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教育内容。但在现行的教材中、教师的意识以及教育过程中仍然有性别刻板印象的反映。例如，一个平常学习很不错的女孩子，在初二的一次中考砸了，当她去找物理教师分析错题时，老师不经意地说：女孩子不是学物理的。后来，这个女孩子上高中就选择了文科班。还有的家长说：“女孩子学理工科太难，以后工作了也总要在工地上跑，太辛苦，还是学文科轻巧一些。”上述教师和家长的某些性别偏见促使女孩子对自然科学、工程学科产生恐惧和排斥心理。国际、国内已经进行的很多研究表明：男女学生对文理科的不同偏爱主要“并不来自于一种特定的知识方面男女生物赋性的不同，而是来自长期不变的社会期望，这种期望存在着性别上的差异”。因此，为了改变上述情况，在高等学校里进行平等的、科学的、开放的性别教育就很有必要了。另外，由于经济突出效益，导致女大学生就业困难，很多女大学生产生“干(学)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想法，向传统家庭角色复归。如何从社会和女大学生个人两方面看待并解决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这门课的目的和意义所在。最后，处于青春期的男女大学生非常渴望了解并结交异性，既希望体验甜蜜的恋爱滋味，又希望将来有稳固的婚姻家庭，性别教育对于他们科学地看待两性差异、建立和谐文明的两性关系大有益处，这也是我们这门课受到男女大学生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