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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功夫熊猫》,我们不得不赞叹影片制作人员对中国的研究和了解,十足的中国文化气息从影片开篇就做到了极致,该片的一大亮点就是对诸多中文发音的原样保留。比如“shifu”之“师傅”“wugui”之“乌龟”、“tailang”之“泰狼”这样处理无疑保留了中国文化的原汁原味,如果我们把影片中的师傅一词译为“master”就带有主仆关系的味道,不仅不能体现中国人尊师重道悠久文化,甚至还可能引起误解。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说不同的人在交谈时,即使语言准确无误有时也会产生误会。有这样一个故事:在罗马有一家鞋店,门口挂着一个牌子,牌子上写道“Shoesfo streetwalking.Comeinnadhaveaift.”以此来招揽懂的顾客。这个牌子引起了许多懂英语的游览者的注意,他们聚在店前,不是看橱窗里所展出的商品,而是看牌子上的字,看后都哈哈大笑。店主是意大利人,会说一点英语,但他不知道streetwlaker不是“逛大街的人”,而是“在街头拉客的妓女”,tohaveafit也不是“试穿”,而是“勃然大怒”。过路人看了这块牌子自然觉得滑稽可笑了。可见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谈一个严肃的话题时,由于一句话说得不得体,可以使听者发笑;一句毫无恶意的话可以使对方不快或气愤。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的双方若不能进入同一文化背景之中,就容易产生不解或误解。
2在大学中应注重学生文化意识的培养
长期以来,文化因素在教学中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注重讲授语言知识结构,过分强调语法的重要作用,外语课成为教师的讲演课,不利于学生外语运用能力的培养。结果许多学生运用语言的准确性和流利程度虽有所提高,但在真实的语言交际中却常常犯语用错误。学生如果对所学语言的相关背景知识、风土人情、价值观等知之甚少,就不可能真正掌握这门语言,更谈不上用它来进行有效的交际了。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英汉两种语言的“貌合神离”词语,例如busboy是指在餐馆中收拾碗碟、擦桌子的杂工,并不是指汽车上的售票员或司机;busybody相当于中的“爱管闲事的人”,而不是“大忙人”。
文化的差异还可能导致词汇文化内涵的不同,在中国具有贬义的词项,在英语文化中可能具有褒义。
在不同的语言或文化中,同一事物可引起完全不同的联想。
我们就拿一些表示动物的词为例吧:电影《功夫熊猫》是一部以动物为主角的影片。主角是一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作为中国的国宝,熊猫在中国人眼中是调皮淘气,滑稽可爱的,西方人对此也有着相似的联想。但说到熊,讲英语的人和中国人对熊的联想很不一样。西方人认为熊是凶猛危险的动物,绝不会象中国人那样认为熊愚笨、无能。中国人可能在日常对话中用到“你真熊”这样的话,表示“你真笨”、“你真窝囊”等义。而在中没有这种联想。《功夫熊猫》中出现的另一种动物“龙”是和平的终极护卫者,是正义的化身,这与传统中的西方人眼中的龙的形象大相径庭,西方的龙带有着一种恐怖、邪恶的意味,认为龙是凶残肆虐的怪物。而这种被意为极具侵略性的动物在中国文化中则代表着神圣、吉祥的意思。
由此可见,词语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其词汇结构、语义结构和搭配无不打上该语言民族文化的烙印。因此,我们在教学中要改变只重视认知原则而忽视文化原则的情况。既要发现一些外来词语与汉语言的异曲同工之妙,又要找出并理解某些类似表达之下隐藏的不同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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