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的构建(1)(2)
2017-11-26 06:26
导读：所谓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其实没有一个传统职业教育制度与之相对应。从起源上看，职业教育制度是现代社会工业化以后的产物，它没有“现代”与“传统
所谓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其实没有一个传统职业教育制度与之相对应。从起源上看，职业教育制度是现代社会工业化以后的产物，它没有“现代”与“传统”之别。在这里，“现代”不是一个价值观判断的词语，只是一个时间表述中方便的称谓，而且它只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也就是说现代职业教育制度中的“现代”是指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至今尚未结束的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它大大不同于在此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如此一来，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就是指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用来调节、约束职业教育主体行为的一系列规则的总和，加上现代是为了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职业教育制度相区别。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的资源(劳动力、财、物等)机制配置，不同的机制(体制)要求职业教育主体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会有不同的关系模式，也就需要不同的规则制度。
计划经济中的职业技术教育在当时发挥着直接为人们具体工作做准备的功能，从而取代劳动力市场的运作。这一方面通过(建立在企业未来劳动力需求之上的)详尽的计划与行政分配程序来实现，这就意味着中央在质和量上的强大控制；另一方面，它通过各种水平的教育机构和经济机构的密切联系来进行，这种方式使绝大多数青年一离开小学(中学)就注定了要从事某一特定职业，年轻人肯定能找到一份工作，但找到的工作不一定是他们向往的，因为找工作仅仅根据一个人早期接受的职业教育类型。进入各种类型中等教育的途径在实践中是明显受行政控制的。[4]市场经济则不是这样。经过近30年的体制改革，市场机制逐渐替代了计划机制的支配地位，在中国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起着支配性、基础性的作用。特别是对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功能显示了力量。城市经济中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增长和国有、集体企业经营机制的松动，自主权的扩大、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就业门路的扩大，使农民能够以合同工、临时工、承包等形式加入到城市经济中去，特别是传统户籍制度中的居民口粮供应制度的部分取消和功能减弱，更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本降低，加快了流动速度。现存的技术水平和工作组织形式将要求职业教育的急剧变革，因为大多数现存的工作在本质上是简单的，这些工作除需要认知理解外更需要实践能力和手工灵巧度。凡此种种都对职业教育相关主体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形成的一些调节职业教育主体行为的制度已经过时了，显得僵化了，需要修订相关制度或者干脆建立新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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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业教育制度的变迁
任何一项制度，其稳定性都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制度是固定不变的，制度也需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制度演变的角度来看，构建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的过程就是我国职业教育制度变迁的过程，从经济学和
社会学的观点分析，职业教育制度变迁是一种效益更高(或者更公平)的职业教育制度对另一种职业教育制度的替代过程，表现为新的职业教育制度逐渐取代原有的职业教育制度，成为占优势地位的职业教育制度安排的过程。每一个特定的职业教育制度安排都是社会中职业教育行为人(职业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学生家长、企业、行业协会等)共同接受的制约彼此互动行为的一套规范，它的变革又都是在一定的职业教育制度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中发生的。职业教育制度变迁从其主体来分，有强制性职业教育制度变迁与诱导性职业教育制度变迁；从其途径来分，有职业教育制度移植和职业教育制度创新；从其方式来看，有渐进式职业教育制度变迁与激进式职业教育制度变迁。对于中国职业教育制度变迁来说，激进式强制性职业教育移植可能是主要特点。因为职业教育制度移植是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建构的一种重要方式，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发达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检查现在中国包括核心职业教育制度在内的诸多正式职业教育制度都是习得的，要么从别的国家习得，要么从别的领域(比如经济管理)习得。如果把近一个半世纪来中国的职业教育制度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十九世纪中叶到20世纪四十年代)主要是移植欧美的职业教育制度；第二个阶段(1949年至1980年)是移植前苏联的职业教育制度；1980年代以来移植欧美(包括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职业教育制度。然而对于职业教育制度采纳者来说，移植的职业教育制度是外生的，必然遇到与本土环境以及既有的内生职业教育制度如何“耦合”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这些职业教育制度就无法被有效实践，难以成为规范相关行为者活动的规则及其认同的价值。移植的职业教育制度充其量也只会停留在各种法律文本上，无法成为“活的”职业教育制度。20多年来，我们学习德国先进的“双元制”职业教育而不能奏效的原因就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