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教育会与浙江教育近代化(3)
2017-12-01 04:11
导读：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成立于1915车5月，1926年后停止活动。主要发起人是江苏省教育会代表沈恩孚、黄炎培、杨保恒和浙江教育会代表经亨颐等人。所以，浙江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成立于1915车5月，1926年后停止活动。主要发起人是江苏省教育会代表沈恩孚、黄炎培、杨保恒和浙江教育会代表经亨颐等人。所以，浙江教育会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该组织的活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共开过11次年会，每一次年会，浙江教育会几乎都派代表参加，并多有提案。从已搜集到的资料中看出，浙江教育会提交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议案涉及教育的许多方面，从学制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到毕业生出路、职教员待遇等等，足见浙省教育会对全国教育事业的关心与参与之程度。
此外，浙江教育会还很注重与兄弟省份的合作交流。江苏省的教育事业，一直来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民国以后，在职业教育方面较有特色。江浙两省教育会遂于1919年发起并成立了教育协进会，“共同研究教育之问题；交换教育之意见。”以该组织为联结点，两省教育界互相研究，共同探讨，彼此传递最新信息，协力而进。“有此组织而后对于两省教育界共同之缺陷，可以合两省之力而革除之；对于一省特别之缺点，互以其经验所得之优点而补救之；对于教育进行之计划，可以合二省之力而研究之”。正可谓取长补短。“……二者相辅而行，于两省教育之前途，关系固甚大矣。”
（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组织教育调查及视察活动
发展教育事业，除要有一定的理论指导外，更需要从具体实际出发，不断地总结自己的经验，学习他人长处。为此，省教育会曾先后进行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教育调查及视察活动，以促进浙省及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为了准确地把握浙江省教育的现状，教育会计划对全浙教育界作一模底调查，并于1916年9月派朱章宝周行各县。朱章宝此行目的有五：1、调查各县教育状况；2、参酌地方情形随时宣讲；3、劝募创建会所捐款；4、推销教育周报并催收报费；5、联络各县教育会并催促其进行。其中，“调查各县教育状况”是首要任务。后终因经费不济，只到衢严二属即止。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1918车1月省教育会利用寒假组织旅日教育视察团。团员共计32人，分为三组，分别对普通教育、实业教育、社会教育进行调查。视察团自2月5日由上海出发，经长崎、下关、神户，10日抵东京；11日从东京出发，历箱根、名古屋、西京、大板、宫岛、门司，27日抵朝鲜京城；越二日由京城跨鸭绿江，历奉天、济南、曲埠、南京返杭，已是3月6日。这次活动，规模大，时间长，视察的地域、范围都很广。回国后，由经亨颐根据视察情形，作“视察日本教育所感”一文，以告浙省教育界同仁。
在视察中，他们感触最深的有二点，即颖才教育和奴化教育。在日本，颖才教育盛行，如在西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竟特筑一寮，专集市内各校之优秃学生，选任最有经验之教师，学级编制且减少人数为二十人，充量教授”。究其原因，是“近来日本有感于人才之缺乏”。我国人才缺乏尤甚于日本，而颖才教育却付厥如。因此，经亨颐一行在作此视察之后，深有感触地说:“颖才教育，诚当务之急也”。
到朝鲜后，原“以为亡国后之教育，必如何悲惨。而谁知此预想亦与事实相反”。视察团员们惊异地发现日本在朝鲜的教育实行“和好兄弟主义”，其结果竟至朝鲜人对于“日本语之发音极自然纯熟，”而“尤可概者，朝鲜今日之忘亡国，昔日未亡以前必望亡国”。大有“此间乐，不思蜀”之感。对此，经亨颐及全体同仁们感叹不已，直以“不忘不亡”以勉朝人，更欲以“不望不亡”警告国人，忧国之心跌然纸上。
回国途中车抵安东，“满目仍是日本人”。刚从日本对朝鲜人奴化教育的感叹中回醒过来的经亨颐及同人，不禁浮想联翩：日本在朝鲜的作为难道不会在中国重现吗?国人有何防范措施？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们对奉天的教育作一番调查。结果是对于“日本在南满之经营教育费每年三百数十万之多，学生乘车免费等种种手段”，竟至“并无注意”，因而深感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