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画画坛的国学回归(3)
2018-01-01 01:27
导读：“观古今文人之画，其格局何等谨严，意匠何等精密，下笔何等矜慎，立论何等幽微，学养何等深醇，岂粗心浮气轻妄之辈所能望其肩背哉！”（8） 陈师
“观古今文人之画，其格局何等谨严，意匠何等精密，下笔何等矜慎，立论何等幽微，学养何等深醇，岂粗心浮气轻妄之辈所能望其肩背哉！”（8）
陈师曾在世纪初对中国传统美术的如此高度而理直气壮的肯定，在西化得“无上尊严”的时代里无疑是一极大胆而又极不和谐之音。他的这种对中国传统美术的肯定、赞颂与宣扬，实则已经揭开了几年之后即将兴起，而到30至40年代达到高潮的批判西方科学主义，返归东方，研究“中国本位文化”、“国民性”及民族性的又一轮新思潮的序幕。可惜，陈师曾去世得过早，1923年去世的他，没能参与在同年开始的“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没能参与在此后进行的民族性回归的大讨论。但这位早逝的民族传统的先知先觉的捍卫者的行动，已经成为了这场民族自觉运动的序幕。
1923年开始的“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本来属于思想界的事，但对整个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场论战，本来是以西方文化代表之科学的物质决定论，与柏格森等的直觉主义与人格至上，以及东方文化代表之国学的论争，涉及的学者有张君劢、梁启超，丁文江、胡适、吴稚辉等一大批人，集成的文字达26万字之多。尽管两边的论战概括起来即自由意志论与决定论间的不可能解决的争论，但持西方科学立场的人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似有占上峰之势，但回归民族文化之风却也由此而逐渐兴起。亦如文学界之创造社的郑伯奇在1924年所说，
“新思想与白话文发生不一两年，国学运动就隐隐地抬起头来了。到现在，国学运动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9）
这段时间，连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们“不是努力于创作和翻译新文学，就是回头向所谓‘国学’方面去努力”。连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都在用实验主义整理国故，“同时梁启超氏等（如研究系的一班人）和许多国文教师和许多学者，都舍弃了其他的事业而钻到旧纸堆里”，于是“所谓整理国故运动就这样兴起来”。（10）
中国大学排名 就是在这种复兴国学，复兴传统文化的又一强大思潮的感召下，被清末民初打倒国故提倡西方文化搞得灰头土脸的“国粹画”、“国画”，才又逐渐地抬头。在这种民族文化复兴的氛围中，1912年就办起来了，却只有洋画科的“上海图画美术院”从未与国画沾过边，到1923年时，美术院里增设了中国画科，刘海粟也在这一年写出了《石涛与后期印象派》这篇二十世纪最早之一的东西美术比较的论文，称“现今欧人之所谓新艺术新思想者，吾国三百年前早有人浚发之矣。吾国有此非常之艺术而不自知，反孜孜于西欧艺人之某大家也，某主义也，而致其五体投地之诚，不亦嗔乎！”（11）刘海粟还在1924年发起了“古美术保存会”，1925年，他大倡国画，一改崇拜西方之旧习，而以为，“世界艺学，实起源于东方，东方艺学，起源中国”。这之后，刘海粟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研究。傅雷在谈到此种现象时说，
“一九二四年，已经为大家公认受西方影响的画家刘海粟氏，第一次公开展览他的中国画，一方面受唐、宋、元画的思想影响，一方面又受西方技术的影响。刘氏，在短时间内研究过了欧洲画史之后，他的国魂与个性开始觉醒了”。（12）
看来，上海刘海粟的“国魂”的觉醒的确不是个人偶发的行为。1923年，在西化倾向十分突出的广州还成立了传统国画家的组织“癸亥合作社”，此即1926年后的“国画研究会”的前身。该社成立时向省署的立案呈文中说，“夫立国于世界之上，必有一国之特性，永久以相维系，而后国始能以常存。国画关系一国之文化，与山川人物、历史风俗，同为表示一国特性之徵。……降至今日，士多鄙夷国学，画学日就衰微，非急起而振之，恐文化荡然。”呈文要求对国画传统“讨论之，整理之，以培养吾国之国性，而发扬吾国之国光”。（13）爱国之心，维护传统之志，溢于言表。该社后来发展到整个广东各地及港澳，最多时成员达五、六百人。他们办画展，出国画刋物，撰写大量的国画研究文章，组织国画写生队，捐书近万册办“国画图书馆”……该会经抗战中断，此后恢复，一直活动到1949年。
